2日晚8时半，我与“不必”的弟弟、老K的妹夫大海，到达成都。

    国家登山队队长王勇峰先我们一步，于当天下午2时左右时到达成都，他与教练次洛、景阳（李福庆）带来3个塞满高山装备的大驮包，带这么多高山装备用品的目的已经不是救援，而是为了能上山搜寻失踪者的遗体。

    从北京到四姑娘山的日隆镇，坐飞机赶到成都，立即换乘越野车需要一天；从日隆镇到达骆驼峰的大本营有30公里徒步行程，即便不需要进行高原适应，也要走一天。第三天才能开始搜救，这距山难的第一报案时间——2004年12月30日已有5天之久，而距报案者的推测山难可能的发生日29日，则有6天之久。如果当地的营救力量不能有所作为，这么长时间之后就更不能指望了，除非奇迹出现。

    这正是王队长一行先期到达成都后，就去补充了3条裹尸袋的原因。

    令人惊讶不已的是，奇迹当晚就出现了——日隆传来断断续续的消息：“‘不必’还有体温”，“还有意识”，10时30分终于有了确切的消息：“‘不必’还活着，正在被十余个村民轮流背运下山……”
    
    在零下20度的高山上，鲜文敏靠9粒水果糖熬过三天四夜，奇迹般生还。从死神手下逃出来后的鲜文敏转眼又不得不面对另一种考验。
    
    早上从成都起程时，我们已经获悉老K的遗体已经从雪中挖了出来，当地已组织了大量人力运到日隆镇。我们此行的计划顿时变得简单了，不需要再进山扎营，也不需要上山搜索遇难者了。鲜文敏的弟弟这时尚不知她获救的消息。在旅馆的大堂前集合时，我对他说：你姐姐还活着。他抱住我狂叫起来。

    从前方提供的信息中我们得知，鲜文敏是在没有羽绒服，只穿冲锋衣，在零下20度的环境中，靠9粒水果糖熬过三天四夜逃生的，这无论如何是一个令人惊叹的事实。毕竟还有一人幸存，这让我们的日隆之行顿时轻松了许多。

    这是我半年中第二次去四姑娘山的门户——日隆镇。

    日隆，这个镇在中国已经相当有名，它的名气将来会更大。

    四姑娘山是初学登山者的圣地。民间登山热潮的兴起，决定了这个镇迟早会出现一批土生土长的著名高山向导。而骆驼峰山难则让许多不熟悉登山的中国人也知道了：日隆镇确实已经有了知名度相当高的高山向导。

    3日下午2时多，我们赶到日隆。在越过猫鼻梁时，一座新坟晃入眼中，这是卢三哥的墓，旁边的一座旧坟，安葬的是他的母亲。

    卢三哥的遗体被找到时，人们发现他额骨的中间已经开裂，这表明他在雪崩中受到重创，可能当即死亡了。

    当晚9时许，老K的遗体也被运送到了日隆。国家队教练次洛说，他在检查老K的遗物时发现，老K的头盔内衬严重受损，嘴角有明显血迹，右肋也有撞击形成的伤痕，这表明他也是在雪崩中当场受到重击。

    卢三哥走了，他留下了三个孩子和一个家庭式旅馆。

    我采访过很多夏尔巴人，深知高山向导对一个夏尔巴家庭意味着什么。也能推知在四姑娘山地区卢三哥这样的著名的向导，对他的家庭的重要。

    卢三哥显然深得民间登山者的信任和好感。老K5次来四姑娘山都是住在卢三哥的家里，鲜文敏3次来四姑娘山也都是住在他的家里。偏偏是这么信任的组合，却遭遇了山难。

    3日下午，我们驱车到50公里外的小金县医院看望鲜文敏。她的身体状况出乎意料地好，第二天就可以动身回家了。

    当天晚上，《新京报》有个女记者数次打电话来，请我评价一篇发在BBS里质疑小鲜的文章，这篇文章要表达的意思是“鲜文敏要对卢三哥的死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