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夏天，北京大学山鹰社一行十二人的登山队抵达西藏，准备攀登希夏邦马峰。

 　　8月7日，一场雪崩意外发生，五名山上的队员遇难。他们的名字是林礼清，杨磊，卢臻，张兴佰和雷宇。

 　　今年10月，我们的记者走访了这五个孩子的家庭。为的是，走进他们的生活，看他们后来，还好吗？

 　　苍天在上，芸芸众生。

 　　请时间定格，请镜头变焦———

　 　那是2002年7月，几个少年结伴在西藏赶集。他们去西藏，为了心目中高大圣洁的雪山。而一场突如其来的雪崩，吞没了五个少年的生命。
 
 　　这张照片是我一路采访回来最喜欢的。西藏高原上艳阳高照，人群熙攘，似乎还能听到喧嚣和欢腾声音，暖洋洋的气氛扑面而来。完全不似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这般沉重。

　 　后来，有人问我：“你真得去了那么多地方吗？”

　 　是的，为了《后来》这个选题，我从广州出发，到福建闽清，到山东高密，到山西大同，到齐齐哈尔，到贵州都匀，最后回到广州，绕了一个大圈。

　　 旅途中，不断有人在了解我身份后问道：“你来做什么什么采访的？有什么比赛吗？”每到这时，我就不得不再讲述一次那个故事：2002年8月，北大山鹰社攀登希夏邦马峰。攀登途中，发生了一场雪崩，五个学生不幸遇难。后来，五个学生的家人从五个地方去了北大；后来，他们分别离开，回到自己的生活。

　 　这时，几乎所有的人都会问我：“都过去那么久了，还提它干嘛？”
 
　 　都过去那么久了，还提它干吗？这也是一度我在不断问自己的问题。我的出现必然会唤起那些家庭痛苦的回忆，而我又能以怎样的方式走近甚至可以抚慰这些受伤的心灵？

　 　事实上，我做的是两手准备。如果第一站在福建闽清采访顺利的话，我就继续北上山东；不然的话，就打道回府。出发前一天晚上收拾行李时，我想了想，还是找出了一件毛衣和一件风衣塞到箱子里———以备到此行最北端的目的地齐齐哈尔穿。无论未来将会面临什么，至少我要作好准备坚持到底。

　 　后来，我做到了。整个九月，天南海北，目睹五个普通家庭的生活，目睹五个灾难后的家庭。

　 　我要感谢，那些善良的人们，怀着巨大的痛苦，同时以最纯真的善意，欢迎一个陌生人这样突然地闯入他们的生活。这一路，目睹这五个家庭的不幸的同时，我也感受到了真情的温暖。从此，在这个世界上多了一份牵挂。

　 　对我而言，那就是一场灾难，一场真正的灾难。没有任何一座纪念碑抵得上那五条年轻的生命，我们也不想打造这样一个纪念碑。毋宁说，是悲悯，是关怀。
 
　 　后来经常我想到一个问题：雪崩那一刻，他们在想什么？是很平静，还是很惶恐。这些已经永远不可知了。他们所在的地方，可能是有史以来数得出的几个人去过的地方，那里，一定很圣洁，不食人间烟火。但是他们的家人，却带着永远不能挽回的创伤，继续生活。这就是结局。

　　 有时候，只有结局，并不一定有结论。

　　 一本2002年戛然的书

　 　2004年的9月28日，有五个寻常家庭，在五个相距甚遥的地方，同样面对一个不得团圆的中秋节。

　　 贵州都匀，最后一站。这是一个颇有些特殊的日子，一个回忆偏偏又来缠身的日子。电话响了两声之后，雷宇的妈妈接起了———

　　“真的是承受不了，特别是这个日子。他爸出去了，我就是想安安静静地把自己关起来，呆着。家里的家具摆设全都换过了，以为这样可以减轻一些悲痛和记忆，但是没有用。到现在我们也无法面对，真的是无法面对。我们跟别人家不同的，他们还有其他孩子，还有其他的感情寄托，而我们，我们什么都没有了，我们无依无靠！中秋节，儿子的生日、忌日，那都是难受的日子，那几天我根本睡不着觉。我们的儿子从小形影不离地跟我们在一起，我们这个家以前是多么的幸福……到现在，这间屋子里还到处是他的影子……”

　　雷宇的父亲雷毓青习惯叹息，当他需要表达的时候他通常选择文字。他一直在写一本书。书的第一部是“家有考生”，第二部是“家有大学生”，第三部本来应该是“家有研究生”，而且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已经拿到手了，然后噩耗传来。书在2002年戛然而止。

　　他和北大以及雷宇生前的同学们联系，多是通过邮件。他的邮件名是gzly2002。是的，就是贵州雷宇，2002年的意思。

　　雷毓青以前送的最多的，是他的儿子雷宇。这次他来送别记者。他提了几个袋子，是些本地特产要带给记者路上吃。雷母不知道那个记者女孩年纪身材如何，她想着那女孩一定没带够衣服，就估摸着尺寸去买了一身秋衣给她御寒。

　　他坚持送记者进了站台，上了车。帮着记者把袋子口扎紧，放置到行李架上。汽车马上要开了，雷毓青没有继续站在玻璃窗外，而是站到了一根柱子后面。大巴一点点倒车，直到整个车身正了，雷叔走到窗下。

　　他在打手势。嘴里说着什么。“我听不见———”车里的人此时无比焦急。

　　 一个多小时以后，在路上，记者收到了一条短信：一路走好，到了贵阳记得加衣服！
 
　　 依然，是沉默的表达方式。

　　 从此造了个词叫“背山”

　　“我没啥好说的，这儿高原反应，脑瓜子晕。嗯，就祝咱们都早日登顶，早日回北大，早日见父母，完了。”张兴佰憨憨的东北口音引得同学们哈哈大笑。

　　声音渐渐小了，只听到磁带一圈一圈地转动发出的“咝———咝”声。

　　磁带上、光盘上都留下了儿子的音容笑貌，但是，儿子没了。

　　张兴佰的父亲看着两年前接受采访的电视录像：里面的自己，侧着脸对着一个谁也不知道的方向回忆儿子；外面这个正坐在椅子上出神地看着画面里的自己。

　　他回忆那年去学校里看望儿子，要走的时候，儿子一路送他们出去，一直送到校门口。他骑上车子，都出去有一里地了，回头看看，儿子还在原地，他跟孩子他妈说：“咱们拐弯吧！”儿子上大学以后，更是少不了一次次送别，一次次转身离去。谁料，两年前，他去北大却成了和儿子的永别。

　　后来，张兴佰的奶奶造了个词叫“背山”。“他在那疙瘩，你说他躺在那儿，不得总背着那个山吗？咱们躺在炕上，不总是得挨着炕吗，山挨着身子，那不就是扛山吗。我说我这孙子挨一辈子累了，还得去扛山。他相中那座大山了，你没听那个片子里说，他还说那是美丽的大山呢，张兴佰说的，一座美丽的大山。”

　　其实，“背山”这个词，奶奶也是听别人给他念兴佰的日记才学来的。兴佰在日记里写到，上大学的那年，爹妈都去车站送他。就在二老转身离去的时候，他心里感到一阵辛酸，觉得身上又背上了一座大山。

　　没有全家福，一张都没有

　　那张喜报至今还挂在杨树环家的墙上，是1999年儿子杨磊考上北大以后学校张罗着给送来的。那是老汉一辈子最光荣的一天。杨家村里谁家都知道，几里地外的逄戈庄出过个大人物叫刘墉。杨老汉最远也就去过离高密几十里地的诸城，但他知道，儿子这回出息大了，考上北大，就跟刘罗锅考上进士一样，光宗耀祖了。

　　柜子上的月份牌还是去年八月份的，墙上的钟快了20分钟

　　这张喜报，镶在玻璃框子里，端端正正地挂在墙上，从挂上去那天起就再也没有摘下过。上面写了个日期是99年8月20日。

　　喜报下面有一口老钟表，还是烟台产的北极星牌的，一个月要上一次表，但二十来年了，上表用的那个小钥匙早就不知道放到哪里了。已经有很久，没有上过表了。如果不是大闺女戴了块手表从城里回来，老汉都不知道他家的钟快了有二十多分钟。

　　眼看着国庆节就来了。可柜子上挂着的月份牌才撕到8月份，没人在意它，反正也已经是去年的了。那台“工农牌”缝纫机还是1975年杨大妈结婚时的陪嫁，现在没什么针线活计要做，缝纫机已经很久没有跑过了。家里的立柜用了也有快三十年了，那还是当年杨老汉亲手割的木料做下的。

　　他这套手艺派不上用场了。拉开柜门有一个带锁的抽屉，钥匙只有老汉一个人保管。这天他打开抽屉锁，拿出一本相册。家里从来没拿出来过一台照相机，一张全家福都没照过，现在家里的照片都是儿女们后来长大了进城了照上拿回来的，都插在墙上的一扇玻璃框子里。不过这本相册，放的都是儿子杨磊一个人的照片。相册第一页上老汉写了三行字：杨磊是我的好儿子！杨磊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流芳千古，万古常青！

　　“她哭她的小犊子呢！今天早上给卖了的。没事的，跟大人想娃娃一样……”

　　从高密市区到注沟镇，平坦的公路上摩托车得跑上一个钟头。公路两旁是平整开阔的田地，零星可见路边的沟里冒出几株野生高粱，在秋风里摇摇曳曳。正值秋收季节，农民们都把花生、玉米什么的拿出来在路边晾晒，铺成了一条金黄色的路。

　　乡里有公共汽车，但只在公路上跑，要进村的话还有好一段土路要走。但杨磊上学的时候，经常为了省钱，车也不坐，七八里地一气儿就跑回家了。要说杨磊这孩子，村里真是人人都待见。倒不全是因为那张喜报。这娃娃才七岁就已经跟着大人下地干活了，那年收花生，大人在前面赶车，他就跟在后面，把地上的花生抱成捆放上车。后来上了大学，杨磊还时常惦记着家里的收成。杨磊很懂事，每年过年回家，都会自己亲自去把家里的粪池清理干净了再走。这个粪池一年就清理这么一回。

　　今年也是收花生，杨老汉一大早起来，招呼了一个老伙计，牵上牛套上车，就去了地里。沿着田埂一路收过来，车快装满的时候，小母牛突然使性子不肯拉车了，两个前蹄跪在地上，说什么也不起来。老哥俩一个在前面打，一个在后面赶，好一番折腾，才把它牵回家。

　　这头小母牛在杨家已经是第二代。四年前，杨家花了两千块买了一头母牛，不到两年就抱了犊子，也就是今天下地的这头小倔牛。四个月前，她刚刚做了妈妈。就在今天早上，杨老汉刚刚做成了一笔买卖，把小犊子四百块给卖了。

　　随着天色渐渐转暗，牛棚里传来一声高过一声的哀鸣，给原本平静的农家小院添了几分焦躁不安的气氛。杨老汉只顾一簸箕一簸箕地铲花生，邻居问他这头小牛咋啦？叫的人心里都怪难受的。他头也不抬地回答说：“她哭她的小犊子呢！今天早上给卖了的。没事的，跟大人想娃娃一样……”

　　后来，没有人回家

　　林礼清的父母两年没怎么回过家了。如今两口子的全部生活都在池园镇百十米路上的两个乡镇小厂，他们自己也不愿意回到县城家里去孤守那座让他们伤心的老房子。在这里，起码有事情做，有人说说话。

　　工厂有一片平地上码放着几千块整整齐齐的砖胚，林母刘雪梅的工作就是清点这些砖胚的数目。“礼清出事后大概二十多天我又回来上班”，刘雪梅说，“那时候整个人精神都垮了，但是没办法，还是得来上班。我记得当时我来数砖，就觉得这一排排砖啊，就晃啊晃的，整个世界都在摇晃。”

　　“有一天夜里我在这里晾衣服，就看见天边的月亮那个圆啊！我当时就忍不住哭起来了……我就想啊，月亮啊，你为什么把我的儿子带走了！”刘雪梅哭了，“礼清啊，你总说晒月亮，晒月亮的，是不是被月亮带走了？”刘雪梅说的“晒月亮”，是她后来看报纸才知道的。儿子以前很少跟她说登山的事情，“晒月亮”的浪漫她未必能领会，但刘雪梅却见不得月亮了———她被月亮晒伤了。

　　整理儿子遗物时，她看到一个“晴喜朗”娃娃。别人告诉她，这个娃娃表示对母亲的思念。

　　弟弟走了，一年后他也考上了北大

　　北大光环下的礼清一度是全家人的骄傲，这份荣耀随着弟弟罹难转眼间成了无法填补的痛苦。林礼宜决心自己考到北大，给父母一点补偿和慰藉。他现在是北大经济中心的一个研究生，默默无闻地走过弟弟走过的未名湖。除了几个极要好的朋友和山鹰社的成员外并没有多少人知道他是林礼清的哥哥，他只是想着安心读书毕业后孝敬父母。林母回忆起当初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去北大看儿子，“当时不是北京申奥成功了吗，全国都在说什么奥运会，我还想着2008年我也来北京看儿子，还能顺便去看看奥运会。”

　　哥哥走了，在离哥哥很近的地方他重拾书本

　　礼清出事后林母马上决定让小儿子礼飞重返学校读书，尽管她最引以为傲的孩子遭遇不幸，但这不但不能动摇反而坚定了她送孩子读书的信念。如今礼飞在福州的一所中专学校学习财会，学校所在地就在福州的三山陵园———一个大型的公墓山脚下。他哥哥的墓碑也在那里。那是2003年，由福州的某私人企业家捐赠塑成的。这里成了礼飞心上一个寄托，每年清明节以及哥哥生日的时候他都会记得来看看哥哥。进陵园的时候有工作人员问他“来干什么的？”他只是轻声回答说“扫墓”。虽然礼清俨然是这里的名人，但对于小弟来说他只是心目中永远的大哥。哥哥总是在信上对他说，要好好学习多读书，他一定都记在了心里。

　　两年前的一封邮件

　　林礼清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永平保留了很多林礼清的邮件，其中一封是2001年11月12日的。他说兄弟，你来北京找工作吧。他还说，昨天，也就是11月11日，是“光光”节，即在大学校园男生之间里流行的光棍节。他说他和一个哥们过的光光节，好凄凉啊，呵呵。信里他还提到说，这学期打算尽早把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完，因为明年要去登山。

　　信中说的明年，也就是2002年，他去登山，然后永远留在了那座山上。

　　孙子去的地方没有电话号码

　　韩素贞今年七十多岁了，她是民国生人，但还是缠了足。缠足是很疼的，不过六十多年过去，每次解开裹脚布已经没有任何感觉了。她缠在头上的那条头巾，已经不记得是哪一年在逛集市的时候买的了。她摘下头巾，理了理头发，在镜头前坐正。她要拍一张好一点的照片。

　　两年前，和她相依为命的老伴去了。提起这个，她眼睛还是会红：“他走的早啊！”

　　她记得那天，家里办丧事，孙子还打过来一个电话。那时，他还在北京上学，他爸他妈怕告孩子他爷爷过世的消息影响他情绪，影响他学习，就一直瞒着没有说。可敏感的孙子还是从电话那头的闪烁其词以及吹吹打打的隐约声中感到了不对劲。

　　“孙子说要跟爷爷说话，咱就说他爷爷睡了接不了电话；孙子问家里咋那么热闹，咱就说是他爸的战友来了。”韩素贞的眼泪说着说着就掉下来了。“唉，我就说不要瞒着娃啊，要不然孙子那么孝顺，那年肯定就回来了，他要是回来就不会去爬山了。”

　　事情没能瞒多久，卢臻还是知道了爷爷过世的消息。“当时他就哭呀，给家里打电话，还怨大人咋不告诉他”，韩素贞说。每次卢臻放假回来，都会主动去照顾瘫痪在床的爷爷，给爷爷洗脸擦身子，端屎端尿。

　　韩素贞不同意家里人瞒孙子，但她没想到没过多久自己又成了全家人的被隐瞒对象。

　　暑去冬来，年关将近，就是不见孙子回来，韩素贞急了，成天问。媳妇先是说，孩子学习太忙，不要打扰。可再忙也可以打个电话啊！儿子就说，小臻出国啦，打不上电话。韩素贞有点相信，孙子小臻倒是一直跟她说，要出国，将来把奶奶接到国外去转转。可就算要出国孙子还能不回来见奶奶一面啊？

　　韩素贞更着急了，对儿子媳妇说：“你们心疼电话费，我给孩儿打电话！”她哪里知道，这个时候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一个电话号码可以接通她的孙子了。

　　“他走得早啊！”韩素贞接着说：“还是走得早了好啊，他不知道孙子的事……我真是恨哪，没他走得早……”

　　等她得到孙子的噩耗时，她回头算了算：2002年，老伴和孙子，一先一后离开了她，在47天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