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是俄罗斯、新疆一带常见的大片的向日葵田地，矮矮的枝干，健康而感性；金黄的花盘明灼而粲然——那是黑油葵，专为榨油用的，长不高，绵延十几公里全都是；白桦林和水塘也隐约可见。异域的风景让心灵彻底地抖开，不知为什么，在从圣彼得堡赶去普希金城（皇村）的路上竟想起那次的天津了。

    除了17岁坐着火车独上北京的那一次，那是我仅有的两次独自旅行中的另一次。那是大三的“十一”假期。他说他要回万寿路姨妈家。我坐在宿舍里，越想越闷。突然决定出走。用五分钟就收了行装，不过是加多一件毛衣；取出一半生活费揣在身上，我就迷茫而散漫地走出校门。

    该到哪里去呢？

    从西直门坐地铁去北京站。那天是半阴天，地铁里的人也是黑压压。北京站广场上更是人满为患，我立马变得渺小而茫然。站在铺天盖地的列车时刻表前呆看了半天，也没研究出名堂。这是一次没有任何计划的旅行，更没有蓝图和期待；墙上那些南方城市的名字显得那么遥远隔阂。

    我其实懒得拿主义。只想颠扑在路上，然后到达陌生的地方。方向感和安全感都欠缺，也许应该去近一点的地方，适可而止。

    大厅的地上到处是瓜子皮果皮和火车站气味，那些特有的气味——熏鸡，茶叶蛋和烤花生的味道无所不在。广场的地上到处是大包裹和或站或坐的等车与等待哥多的人们。站台广播和汽笛长鸣的声音是唯一的主唱，其余的声响全都是闹烘烘的背景。就在我游荡的时候，开往天津的大巴开始大声招徕。简单地问了一下，我做了买票的决定。

    离开车还有40分钟，我也希望人上得多一些，安全系数更大。

    旅程有了着落，便去对面专骗外地人的铺子里乱逛打发时间。一个嘴唇鲜红的中年女人听不懂汉语，她要买东西，便替她翻了两句。她是中国人的面容，也不象长期生活在国外的。她说自己要去瑞士云云，一双眼睛却上下乱飞，穿的衣服也是鲜红翠绿镶金线的俗气。缠着我要我帮她翻译，并且热情得可疑。

    我开始对她没有好感。她眼光越飞得离谱了。

    这肮脏可疑的火车站附近，我急急摆脱了。

    上车逡了一眼，似乎皆是良民。一狠心上了“贼船”，车子发动了。

    忐忑中安全抵达，说，这就是天津了。那时已是晚上七点多。天津也是阴的，还有雾，薄雾。走了几步便看见一家招待所的灯箱，赶过去问问。

    国营招待所，住宿费不贵，看过身份证，交过押金，服务员拿一盘子钥匙叮叮当当地帮我开了门。

    终于到达，扑在白色松软的床上。看窗外，灯光亮起来，天黑了。

    洗把脸，坐在床上养养神。四周一点声音都没有。房间里绝对的安静。心里空落落的，似乎和一切都失去关联了。

    打开电视看了一眼，我决定出去走走，看看这座城市。从没有来过。

    前台温暖而纳闷地看了我一眼。给我一些建议。我便出门了。

    夜色中的海河，水中的灯光，面容城模糊的市。远处的高楼荧光闪烁。对岸居民楼有或明或暗的灯光。耳边是一句半句的天津话，家常而有乐感。放松下来。是绷着一根弦的放松，不敢往远走的，不敢向黑暗处探索的。

    有微风，我穿了黑色的套头毛衣，刚好。

    水面上有微微的波纹，昏暗地起伏。

    并排骑自行车的人在轻轻交谈，一阵风一样地，飘远。

    灯光倒影在水面上，无声。

    我也没有话向谁说。

    又沿着河走一小段，又靠着栏杆对着河水发一回呆，便往回走了。

    灯光下是小小门脸的包子铺。热气蒸腾，人们在大吃。

    买了四只天津包子，带回酒店（啊，错了，我是多么较劲，总习惯了说酒店这个词，嘿）——旅馆去吃。

    回到房间，还是无声。给他打个电话吧。

    接通，是他的表弟来接。赶忙叫他。他早已急了，问我跑到哪里去了。

    我说我在天津。

    他说你？.....我去找你。

    算了，我明天回去。

    那一夜，我在天津的小旅馆里不能深度睡眠，同时我感觉有一点不太舒服了。女人真是TROUBLE（《秋天的故事》里周润发语）

    第二天，回到北京。他来接。是一个大晴天，树上的叶子金黄。天安门广场上喜气洋洋。

    窗外的普希金城已经在望，导游开始叫醒“下车拍照，上车睡觉”的人们。乍醒的人们立刻兴奋，投入新的景点。蓝白相间的叶卡特琳娜宫金碧辉煌，宏伟壮观。

    有时候，走一千里路，也只是为了找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