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登临西安古城墙的人，都会被其雄壮深厚、古朴凝重的气势所震撼。远眺古城墙，犹如一条连绵不绝的长城，其中点缀着座座挺立的城楼……天高云淡之时，是景色最美的时候，特别是向南眺望，在明净澄澈的晴空下，远处深蓝色的终南山把城墙衬托得格外美丽。登临古城墙，俯视城下，环城林带，滴红流翠；护城河里，碧波荡漾，飞舟点点……耳畔，还有风的吟唱声，令人沉醉。

    大凡真正的陕西人，都有一种难以割舍的古城墙情结。

　　西安古城墙，不仅是世界上独一无二、保存最完好的古迹，而且以古城墙为主体，辅之以环城林带、护城河、环城路，构成了世界上最特殊的立体公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她犹如一串璀璨的珍珠项链，使这个十三朝古都更加光彩照人。

　　这的确是陕西人的骄傲。

　　也许是这个缘故，古城墙成为这个十三朝古都的标志。不仅西安市的市徽图案以古城墙为主体，甚至尊贵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光临，也要举行隆重的仿唐入城仪式，更不用说，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先后首次大陆之行来西安，都举行入城仪式；中外游人来西安，大都要登临古城墙。   确实，古城墙在陕西人的心目中，其位置是无可替代的，以至高无上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有专家认为，古城墙是这座十三朝古都地面之上最辉煌的建筑遗存，其价值无与伦比。

　　据精确测量，西安古城墙全长13.912公里，高12米，底宽18米，顶宽15米。其中南城墙长4256米，西城墙长2706米，覆盖于隋唐时期的皇城之上，并分别向东、向北延长约1/4；东城墙长2886米，北城墙长4262米，为明洪武年间修建。整座城墙，包括护城河、吊桥、闸楼、箭楼、正楼、角楼、敌楼、女儿墙、垛口等一系列设施，构成了严密完整的中世纪古城堡。

　　可以说，古城墙上的每一块城砖，犹如古书函，是解读这座十三朝古都的典籍。

　　据史载：“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此城郭之始也。”可见，早在几千年前，城墙作为传统的防御设施，伴随着城市同时产生。有3000多年建城史的长安，历代都修筑城墙。无论周朝的沣、镐，还是秦时的咸阳、汉代的长安，都曾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毕竟，“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这些古城墙大多沦为历史的尘埃，留下的，也不过是历史的遗迹，仅供后人于废都斜阳中凭吊。而现存的这座古城墙，始于隋唐，明时重新修筑，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面整修。它仿佛一位睿智的老人，穿过历史的迷雾，向人们诉说着辉煌的过去……

　　隋文帝开皇二年(582)，以著名建筑家宇文恺为都城建设总设计师，开始修建宫城和皇城，第二年完工。继之营筑郭城。唐王朝建立后，仍以大兴城为首都，改大兴城为长安城。永徽五年(654)，高宗委派工部尚书闫玄德负责，在春、秋两季，先后修建唐城外部城墙和东、西、南三面的九座城门及城楼。外部城墙周长36.7公里，宽9～12米，高5米多。其时，全城面积84平方公里，规模宏大，布局严整，南北向大街11条，东西向大街14条，全城被划分为109个坊和东、西两市，正如白居易所描述：“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唐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都城，俨然世界文明中心。

　　唐末，黄巢起义，于公元881年攻占长安。史载“黄巢力战不胜，焚宫室遁去”，几乎同时“官军暴掠，无异于‘贼’，长安室屋及民，所存无几”。然而使长安城受到毁灭性破坏的，则是朱温迫使唐昭宗迁都。不仅皇帝百官和市民百姓迁徙，朱温还拆毁长安的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拆下的材木都由渭河和黄河顺水而下，运到洛阳，唐城沦为废墟。后来，驻守长安的节度使韩建，改建长安城，舍弃了原来的郭城和宫城，以皇城墙为新的长安城墙。至此，巨星渐渐失去光彩。元以降，昔日世界最大的都城，沦为西北边陲一座重镇。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封其次子朱樉为秦王，镇守长安，并改名为“西安”。洪武三年(1370)，宋国公冯胜主持修复西安城，对唐皇城加以修葺，历时八年之久。明城墙的南城墙和西城墙在隋唐皇城墙的基础上，加高加厚，并分别向东、向北延长1/4；东城墙和北城墙则拆除另建。明隆庆年间(1568)，陕西都指挥使张祉为原来的明城墙内外包砌了青砖。清乾隆年间(1781)，陕西巡抚毕沅，整修城楼，增砌包砖，并完善了排水系统。至此，这座城墙才得以延存下来。

    曾经有人这样说：“西安古城墙，能保存下来，简直是奇迹！”

　　熟知中国现代史的人都知道，围绕古城墙的去留，1950年爆发了一场政治争论。

　　其时，新中国成立不久，大规模建设开始之时，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提出保护北京城墙和城楼。他建议在平均宽度为10米以上的城墙上种植花草，安放园椅，把城墙建成世界上最特殊的公园之一——全长39.75公里的立体环城公园，可供数万人纳凉休息。

　　面对童话般的美丽构想，毁城派宣称，城墙是古代的防御工事，是帝王统治的遗迹，历史任务已经完成，现在要变“为帝王服务”的城市为“为人民服务”的城市，包括城墙在内的北京旧城必须进行改造。

　　中国大地掀起了一股“拆墙风”。北京城墙被拆除了，南京明城墙被拆除了，苏州古城墙被拆除了。

　　同样，这一股“拆墙风”也刮至西安。城墙上的5000多个垛墙，伸出城墙外的98个敌台及墩楼，城四角的角楼，被拆除了；城墙墙体被挖断了两处，近2万平方米的外墙青砖被剥掉……

　　始于隋唐的古城墙，面临万劫不复的噩运。

　　就在这时，一位陕西汉子站了出来。他就是解放初曾任西北局第一书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得知这一消息，他果断地指令：“城墙不能拆！”

　　在当时“拆墙风”愈刮愈烈的大气候下，这确实需要过人的胆识和勇气。毕竟，稍有不慎，就会触上“高压线”，有很大的政治风险。

　　到了上世纪70年代初，一场“深挖洞，广积粮”的政治运动漫卷全国，古城墙再一次岌岌可危。西安人防工程指挥部提出了一个方案，要拆掉古城墙，修建环城地铁，已经军管了的陕西省委很快批准了这项计划。

　　又一个胆识过人的陕西人站了出来。这就是视古城墙为眼珠的张景佛老人。

    张景佛在解放之初参与制定了西安第一个城市总体规划，将古城墙在内的诸多古建筑、古遗址纳入了保护规划。

　　在讨论实施拆古城墙修地铁方案时，张景佛据理以陈，以工程浩大、资金难以筹措等理由，使这个计划不了了之。

　　在长达数十年的毁城风中，西安古城墙一次又一次躲过了劫难。

　　这大概缘于习仲勋、张景佛等许许多多的陕西人那种难以割舍的古城墙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