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知道西安、咸阳是周、秦、汉、唐的首都所在,但很少有人知道西安、咸阳也曾经是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的首都,而这几个朝代是游牧或者是半农半牧的少数民族建立的。可以说,西安历史上是由农耕和游牧民族轮番统治的。不仅西安,就全国而言,游牧民族统治中国全部或北部千余年,基本上和农耕民族平分秋色。
游牧民族不喜定居、不善文字,因此二十四史基本是由定居的农耕民族书写的,视角也只能是农耕文明的视角。这样的历史只能是半部历史,中国的另外半部历史,写在青青的草原上,是无字的。
唐诗宋词对我们的历史观影响很大。
“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
“……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我们就是读这些诗词长大的,当我们慷慨激昂地背诵岳飞的《满江红》时,殊不知我们的血管里就流着匈奴的血。由于我国的北方经历过无数次的民族大融合,就像历史学家陈寅恪对魏晋南北朝的总结：既是“汉化”也是“胡化”的双向过程。匈奴的消失,其实是不断地与汉族通婚,消失在汉族当中,从《晋书》中一篇《北狄传》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我们的意识和历史观是农耕的汉民族的,但我们的基因、肉体却是农耕和游牧融合的。谈起中国的历史时,我们总是用思想鞭挞肉体。
史书上对游牧民族的描写,很少是公正的。基本是“马前悬人头,马后载妇女”的模式,譬如对建造统万城的匈奴大夏国的国王赫连勃勃的描写,我翻看了许多书,基本上是重复《北史》卷九十三的内容,说：赫连勃勃生性残暴,喜怒无常,杀人如麻,对其手下大臣也凶狠异常,敢侧视者,就挖眼珠；敢直言犯谏者,先割舌,再斩首……。如果说这种描绘难说真伪,那么下面的记载就肯定是假的了,说赫连勃勃令工匠做弓箭和铠甲,完工后,“射甲不入,即斩弓人；箭入铠甲,便斩铠匠”。
我们无法知道赫连勃勃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看一本书记载,说他的墓现存于延安市所属的延川县土岗镇,还有图片佐证。当我从西安驱车前往延川,想凭一睹其墓冢时,当地人却告诉我,他的墓冢不久前已经被村民给铲平了,因为在田里占地儿。
值得庆幸的是赫连勃勃建造的统万城遗址还在,这是沙漠的功劳,如果没有沙漠,也许统万城早就荡然无存了。
坐在统万城北面的沙丘上,我遐想赫连勃勃其人。我想无论怎样,有一点可以肯定：赫连勃勃是一个热爱家乡的人。据载,公元416年,赫连勃勃挥师南下,一举拿下长安,418年,在长安称帝,但长安留不住他,他留下太子,镇守西安,自己回到草原上的统万城去了。
赫连勃勃也是一个愿意学习的人,统万城可以为例,它的建造采用了一系列新技术,
比如它是我国最早采用三合土或技术筑造的；它的城套城的结构也是很独到的；它的城墙马面,得到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的称赞。
在统万城的城墙下,我看到了城墙建在流沙层上,流沙上面是一层灰褐的土。这说明这里的环境是周期性变换的,灰褐的土是在一个气候温暖湿润的时期发育的,流沙则说明进入了一个干冷的气候期。这里的土地仿佛是定期抽换的地毯,这地毯时而是草原,时而是沙漠。
通过研究,人们发现气候不仅有像冰期、间冰期这样的大旋回(称旋回,不称周期,是因为每次旋回的时间并不相等),大旋回中还有小旋回。譬如,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的每一次冷暖变化就是小旋回。根据竺可桢先生的研究和后来其他学者的工作,人们把中国近五千年来以百年为单位的每一次气候变化搞清楚了。这其中有意思的是：人们发现气候的变化竟能与游牧民族的大规模南下侵扰有规律地对应起来。
每当进入寒冷干旱的周期,我国北方干旱半干旱的草原地区就会变成沙漠,变得人类无法生存,草原就会向南部转移。气候就像上帝挥舞的鞭子,驱赶着游牧民族南下,去追逐他们已经南迁了的草原。而居住在温带地区的农耕民族则向原来湿热难耐的亚热带地区前进,而原来在亚热带的人们则向热带推移。
客家人大规模的三次南迁恰好能对应游牧民族的三次南下。
这就是由气候驱动的、通过战争完成的人口迁移和南部开发。当气候变得温暖湿润,这个过程就反向进行,但是反向的过程比前一个过程温和得多。因为前一个过程是由求生的欲望推动的,因此它猛烈而一往无前；后一个过程缓慢而平静,因为这个过程是由发展的欲望推动的。
在陕西最北部的统万城,我理解了游牧民族,理解他们周期性的南下,他们是在大规模的“逐水草而居”。游牧民族南下,那些已经定居的农耕民族怎么办？
据说我们今天的全球气候是处于一个温暖湿润的间冰期的大的旋回中,以上所说的几千年来的气候变化,都是这个大旋回中的小旋回。大的冰期还没有到来。难道上帝是想通过冰期、间冰期这样的旋回,把地球变成他的游牧草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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