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滋题记摩崖石刻位于盐津县西南15公里的豆沙关，有213国道从旁经过，为四川进入云南的交通要道，秦、汉“五尺道”的要隘。摩崖刻于巨岩上，地势险要，左下为绝壁，隔朱提江与右面的危岩相对峙，像两扇巨大石门，扼锁通道，为咽喉之地，隋、唐时称为“石门关”。
唐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南诏王异牟寻派使者请求归唐。唐遣巡官崔佐时与异牟寻会盟于大理点苍山，南诏叛唐42年后又与唐重归于好。翌年唐朝廷派御史中巫袁滋，持节赴云南册封异牟寻为云南王。持册御史袁滋由戎州(今四川宜宾)入滇，经石门(今豆沙关)时，有感而发，刻石记事。袁滋题记摩崖石刻的内容与新、旧《唐书》、《蛮书》、《资治通鉴》等书记载相同。碑刻记载唐与南诏友好关系的史实，是民族团结的象征，是研究唐与南诏的重要实物资料。1988年1月，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昭通地区盐津县的豆沙关，又名石门。是秦汉以来中原通往云南的孔道之一。路旁崖耸立，形势险要。唐德宗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唐王派袁滋为册南诏使，恢复一度中断的隶属和好关系。袁滋一行，从该年六月由长安经四川来滇，九月二十日，于豆沙关路侧岩壁上刊石纪事。其文云：大唐贞元十年九月二十日，云南宣慰使内给事俱文珍，判官刘幽岩，小使吐突承璀，持节册南诏使御史中丞袁滋，副使成都少尹庞颀，判官监察御史崔佐时，同奉恩命，赴云南，册蒙异牟寻为南诏。其时节度使尚书右射成都尹兼御史大夫韦，差巡官监察御史马益，统行营兵马，开路置驿，故刊石纪之。袁滋题全文120余字，除“袁滋题”3字为篆书外，其余均为楷书，8行，从左至右，字迹今仍基本完好，已建碑亭保护，题额“唐碑亭”。
袁滋出使云南前一年四月，异牟寻已派使者持信三路并出，要求内附，与唐修好。“三使悉至阙下，朝廷纳其诚”，西川节度使韦“恭承诏旨”，专派崔佐时为代表到大理，于贞元十年正月五日，与异牟寻盟于点苍山神祠，发誓“归附汉朝”，“永无离二”，“其誓文一本请剑南节度随表进献，一本藏于神室，一本投西洱河，一本牟寻留诏诚内府库，贻诫子孙。”（《云南诏蒙异牟寻与中国誓文》）随即双方联合，袭击了吐蕃神川（驻军），取铁桥（今丽江塔城）等16城，虏其5王，降众10余万。异牟寻既有信誓于前，又有行动于后，说明他归唐是真诚而坚定的。唐王朝遂派袁滋等人为专使，持节册异牟寻为南诏。
袁滋一行进入南诏后，受到了南诏热情隆重的接待。异牟寻派清平官尹辅酋及亲信李扎罗等10人，带大马20匹出滇东迎接，并“沿路视事”。十月十五日到安宁，城使带领步骑兵千人，在城外50里迎候。二十一日过欠舍川（今南华），各族群众数千人“路旁罗列而拜，马上送酒”。二十三日到云南城（今云南驿）节度蒙酋物带领千名军卒出城10里迎候。二十四日到白崖城（弥渡红岩），城守尹出城迎接外，南诏派大军将李凤岚，带细马千匹来迎，客馆前有军民五六百人迎接。二十五日入龙尾关（今下关市区)，南诏王异牟寻叔父阿思带人来迎接。二十六日过太和城（今大理太和村），异牟寻从叔父兄蒙细罗勿、清平官（宰相）李异傍、大军将李千傍等，带着60匹装饰得五彩缤纷的马来迎接。沿路欢迎的军民排到了20余里。南诏王异牟寻亲自出大理城五里迎接。先以披红带绿的12头大象引前，其次为乐队、仪仗队随后，异牟导穿金甲，披虎皮，执双铎鞘，其子寻阁劝在傍，护卫军队千余人，在马上深揖而退。场面之壮观，礼仪之隆重，为南诏史上空前的盛举。第二天在大理城举行了册封仪式和盛大的宴会，异牟寻及南诏的高级官员均“稽颡下拜”，席间，异牟寻特别出示天宝年间唐王所赐的旧物，让当年唐王给南诏的龟滋乐队尚存的老人演奏，重温旧谊，以示不忘大唐之恩。唐使袁滋引杯洒酒说：“南诏当深思祖宗绪业，坚守诚信，为西南藩屏，使后嗣有以传继也。”异牟寻唏嘘曰：“敢不承命！”其年十一月七日，册封事毕，袁滋回唐。异牟寻又派清平官尹辅酋等17人，奉表谢恩，进献吐蕃给南诏的金印及铎鞘、浪剑、生金、牛黄、琥珀、白、象牙、犀角、越赕马等等贵重之物。还让大军将王各苴带300人“提荷食物”，于十一月二十四日送至石门（豆沙关）。袁滋等又经四川返长安。 豆沙关袁滋摩崖是中原和边疆友好的象征，也为云南早在千余年前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铁证。
担任主要使者并出色地完成任务的袁滋，两唐书有传。他少时“强学博记”，曾依著名持人元结读书。后以才荐为侍御史转工部员外郎。异牟寻上书归唐，唐王朝在先派前往谕的官吏时，“皆以西南遐远惮之，滋独不辞”。当时云南被看成瘴烟蛮荒之区，路途遥远，路多险阻，而袁滋能不辞辛劳，承担重任，这是值得肯定的。他回到长安，还著有《云南记》5卷，惜已散佚，仅在樊绰的《蛮书》中吸收了他的部分材料，并附录了一些片断。
袁滋摩崖不仅有历史价值，在书法史上也值得注意。袁滋“工篆籀书，雅有大法”，叶昌炽《语石》称：“唐代篆书，世推李阳冰，……同时袁滋、瞿令问，鼎足而三。”袁滋手迹，世传极少，今存边陲，弥足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