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与家庭随社会进步而发展变化，同时给社会以影响。藏族的婚姻与家庭的发展变化，及其对人口再生产的影响如何了这是本文将要讨论的问题。

    一 藏族婚姻习俗的演进

　　藏族实行严格的血缘外婚制。凡父系血亲的男女，绝对禁止通婚和婚外两性关系，否则要遭受严厉的惩处。姨表、姑舅表之间也禁止通婚。一夫一妻制是藏族的基本婚姻形式，但也有古老婚俗的残存。藏族婚俗演进状态的痕迹显著。

　　（一）、婚前的情侣制
　　藏北牧民，男子到十七八岁，女子到十六七岁开始结交情侣，结交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男女在放牧或其它场合交往，事先约定晚上男友骑马到女子家去，女子作好准备或睡在帐篷外面看守牛羊，等待男子的到来。另一种是未经约定，男子在姑娘睡在帐篷外看护牛羊时骑马去找姑娘。作为情侣的男子，到姑娘家去时往往带上一块肉，扔给姑娘家的狗吃，以免狗叫惊动姑娘的家人，故这种活动俗称”打狗”。各种节日和赛马会等集会场合的晚上，更是结交情侣的大好机会。各地青年男女聚集在一起，唱歌、跳舞，在情投意合时，青年男子瞅准时机，带着姑娘走向没人的野地。这种情侣关系的建立，也称为“打狗”。四川藏族牧民，也有类似的情侣制，男子带着肉或糌粑团喂姑娘家的狗。对这种活动，他们不称为”打狗”，而叫”钻帐篷”。建立了情侣关系的男子过着“多妻”的生活，女子则过着“多夫”的生活。所生子女由母方抚养，男方没有责任。因情侣关系所生子女，不受社会歧视。

　　（二）、没有新郎的婚礼和走访婚
　　青海藏族，姑娘到十五，十六岁时，家长要为她改装易服，举行没有新郎的婚礼－－“戴天头”，即是与天匹配。据严汝娴教授调查，戴天头仪式隆重，宾客盈门。在喇嘛为戴天头的姑娘举行宗教洗礼，念诵祝词以后，由母亲、蚁母等将姑娘的单发辫改为许多小辫，然后插入她脊饰的两个“加尤”之中，象征姑娘已成年，今后有权成双配对。待姑娘更衣、分辫结束，妇女们便簇拥她来到正屋中央，举行没有新郎的拜堂仪式。仪式包括先拜天地，后拜祖先，再拜父母，最后拜假想中的配偶；唱“拜天地歌”，歌词是：
　　一拜天地天眼开，
　　二拜祖宗赐福来，
　　三拜父母恩情重。
　　姑娘戴天后，家长就为她准备一处单独的居室，以便她接待来访的情人。

　　在遵循严格禁止通婚和两性关系的原则下，姑娘留下满意的来访者同居，从而立起偶居婚。这种关系的双方互称“着桑”，意为朋友、相好，不是夫妻关系。着桑婚没有共同的经济，双方都在各自的家庭劳动、生活，以男子晚上的走访实现偶居，只有单纯的性关系。着桑婚的基础是双方的感情，结合自愿，离异自由，而且并非独占同居，所生子女属女方，男方对子女无义务和权利。子女的地位与婚生子女相同。这种聚散自由的偶居，男女双方都可以和若干异性交往，着桑的多少并不涉及道德问题。在现实生活里，着桑婚的男子往往过着多“妻”的生活，女子则过着多“夫”的生活。这种婚俗在五十年代的青海藏区十分盛行。居住在云南永宁和四川盐源的纳西族所盛行的“何注”婚，与藏族的着桑婚极其相似。

　　不难看出，戴天头仪式是一种变化了的“成年礼”，是一种为社会提供合格的生产劳动者，和婚育生活参加者的仪式。在西藏及川滇等省的藏区，姑娘成年要举行“上头礼”。到时家长将姑娘的发式由单辫分为双辫，或梳成许多小辫；并在姑娘的长袍外扎上“邦带”。改装易发标志姑娘发育成熟，从此姑娘便可以”以结交异性，过性生活了。上头礼也是“成年礼”的遗风。

　　（三）、多偶制与单偶制并存的婚制
　　藏族的青年男女，多通过婚前的情侣和着桑关系建立感情，然后缔结婚姻关系。但是，正式结婚有的是以当事人的意志为主，有的则以父母的意志为主。以父母意志为主的婚姻，有的是拒绝当事人的要求，由父母为其另选配偶；有的父母通过媒人说合，缔结秦晋之好。不管通过何种途径结婚，藏族各地一般遵循以下原则：禁止近亲联姻，讲究门当户对，索取彩礼等是结婚的必要条件。婚礼选择吉日良辰举行，由男方请喇嘛占卜决定。结婚仪式隆重、热烈，男女双方要在佛像前磕头才算婚姻成立。
 
　　多偶制与单偶制并存，是藏族婚姻的另一大特点。多偶制婚，包括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两种。多偶婚家庭占家庭户的比例不大，而且各地也有差别。

　　据1987年调查，藏北安多县多玛区布典乡现有的104户人家中，有一夫多妻家庭2户，约占家庭户总数的2％；一妻多夫家庭1户，约占家庭户总数的l％。唐呜九在《德钦县藏族多夫和多妻残余浅析》一文指出：1950年至1979年近30年间，全县有一妻多夫156户的490人。一夫多妻79户229人。1980年到1984年，全县有一妻多夫124户410人，一夫多妻109户337人。而1984年，全县共468户，1466人。多偶婚在藏族不是个别的例外现象。

　　一夫多妻婚姻。
　　据1958年调查统计，在西藏农村扎囊县囊色撇有103户，其中6户一夫多妻家庭；占总户数的5．8％。另据1960年的调查统计，西藏牧区黑河县的阿巴部落，在全部367户家庭中，有13户一夫多妻家庭；占总户数的3．5％。一夫多妻婚姻的形成，从阿巴部落的实证分析可以归纳为三类。
　　一，姐妹共夫的5起；多是。先由姐姐招赘，以后其丈夫又与妹妹同居，从而形成姐妹共夫的一夫多妻家庭。

　　二、母女共夫的3起；通常是寡妇带着女儿嫁给后夫，女儿长大成人后夫与其同居，从而造成母女共夫的事实；

　　三、其他的共5起；多属男子先娶了第一个妻子，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又娶第二个妻子。从所属阶级划分考察，阿巴部落的一夫多妻家庭中，贫苦牧民10户，占一夫多妻家庭户总数的76．9％；牧主1户，占7．7％；中间阶层的2户，占15．4％。上述一夫多妻婚姻，多数并非出自财富的考虑，而是自然形成。在这里，不能说是少数富人和显贵人物所享有的特权。阿巴部落一夫多妻婚形成的类别显示，姐妹共夫和母女共夫都具有母系氏族婚姻的痕迹。男子多妻，与对偶婚时的多妻生活极为相似，但婚姻关系比对偶婚稳定得多。共夫的妇女虽然名义上只有一个丈夫，但不排除暗地里可以过着多夫生活。这些现象，也具有对偶婚色彩。一夫多妻婚姻，男子娶妻后再纳妾，是多妻家庭的家长，财产归儿子继承。这些内容，又具有一夫一妻婚的特征。因此一夫多妻产生于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婚的历史过渡时期。

　　一妻多夫婚姻。
　　上述同样时间，西藏农区扎囊县囊色林＊卡的103户中，有一妻多夫婚家庭10户；占家庭户总数的9．7％。牧区阿巴部落367户中，一妻多夫婚家庭28户；占家庭户总数的7．6％。另据1962年的调查统计，西藏半农半牧区的康马县下涅如地区，调查对象104户，一妻多夫家庭26户；占家庭户总数的历％。据仁真洛色1982年调查，甘孜县来马乡227户，有一妻多夫家庭14户；占家庭户总数的6.16％。新龙县沙堆乡133户，有一妻多夫家庭31户；占家庭户总数的23.3％。白玉县的干部、职工中也有一妻多夫家庭。一妻多夫家庭主要有两种类型：兄弟共妻和朋友共妻。此外尚有一女赘多夫等类型。在兄弟共妻家庭，一般是兄长娶妻后，诸弟长大成人与其嫂先后发生性关系，形成共妻家庭。也有兄弟同时合娶一妻的。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兄弟同时合娶一妻的婚礼颇为别致：新婚之夜，新郎要全部回避，只把各人的上衣脱下，由第三者按年龄大小顺序塔盖于新娘身上，这被认为算是同房。新娘在夫家三天，即回娘家，时间长达数月至数年不等，以后由几兄弟接回，才在夫家开始正式的一妻多夫的家庭生活。在朋友共妻家庭，多是这家主人已婚，外来朋友与主人关系密切，与主人的妻子发生性关系，形成朋友共妻家庭。在前引阿巴部落中，有28户一妻多夫家庭，其中：兄弟共妻13户，占一妻多夫家庭户的46．4％；朋友共妻9户，加上亲戚共妻的2起，共11户，占39。％。两种类型占一妻多夫家庭户的85.70％。其余4家属于父子共妻和叔侄共妻，占一妻多夫家庭户的14．3％。父子共妻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父亲与几媳同居，形成共妻；一种是母亲早死，父亲又娶一年轻妻子，儿子长大成人与后母同居，形成共妻关系。藏族的传统观念，对后一类的共妻关系已持否定态度了。从一妻多夫家庭的阶级构成看，阿巴音下落的28户一妻多夫家庭，贫苦牧民17户，占一妻多夫家庭户的60．7％；牧主代理人1户，占3．6％；中间阶层人士10户，占35．7％”。

　　在一妻多夫家庭中，平时妻子独居一室，掌握与丈夫同居的主动权。她只要把某个丈夫的信物挂在自己的室外，就表示当晚愿与某个丈夫同居，其他丈夫就得回避。由于妻子能干，掌握家庭的收支，维护诸丈夫的和睦，保持家庭的稳定，从而赢得全家人的尊重。因此，在一妻多夫家庭中，妻子所处地位一般较高。

　　兄弟共妻家庭，以长兄为家长；所生子女以家长为父，以父之诸弟为叔。在朋友共妻家庭，参与共妻的朋友虽然也是主人，甚至继承家中财产，但第一丈夫仍是家长。所生子女，以家长为父，家长之朋友为叔。即使母亲知道子女的父亲确实不是家长，但亲属关系和称谓是不能变动的。

　　藏族的传统观念认为，兄弟数人共娶一个妻子，不但增添了家中的劳动力，使之有可能分工合作从事各种生产，比较容易发家致富。有的则从另一社会意义，解释一妻多夫家庭存在的理由，即认为农奴制下的劳役与摊派负担沉重，被统治阶级成员实行一妻多夫，具有免遭兄弟分家不仅财产分散，而且增加一份劳役和摊派的后果。但是，在当今夫权制社会条件下，妇女的地位很低，而一妻多夫家庭的妻子在家庭中居主导地位，并公然以合法姿态享有多夫。特别是社会舆论这种婚姻的赞同态度，而且时代已经大变，到八十年代初尚出现了干部、职工的一妻多夫婚姻。这使人不禁想到母权时代的历史图景。只有母权时代，妇女才有在社会上的多夫权利，和在家中的主导地位。正如恩格斯所说：西藏地区的一妻多夫制，“关于它起源于群婚这个无疑是不无兴趣的问题，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因此，一妻多夫家庭比一夫多妻家庭出现的时间更早。

　　一夫一妻制家庭。
　　随着社会历史的进步，一夫一妻制早已成为藏族的基本婚姻形态。这种婚姻，又可分为娶妻和赘婿两种形式；婚后的新居制，是娶妻或赘婿后再与父母分居而成的家庭形式；并非提夫一妻的第三种婚姻形式。这种婚姻的一般情况是，独生子女的藏族家庭，实行了娶妻、女儿赘夫；以继承家业，供养父母。多子女家庭，则只留一子或一女，实行娶妻或招赘；继承家业，供养父母。其余子女，让儿子出家当喇嘛，或是招赘到别的人家当夫婿；女儿则出嫁，或人寺为觉姆。值得指出的是，多子女家庭留儿子或者女儿继承家业并无性别偏好。这种一夫一妻制家庭，丈夫主外，妻子主内。在入赘家庭，夫婿不仅同样继承财产，而且在岳父死后可以继任家长和承袭门户。因此，有的学者早已指出：藏族“家庭的延续，既无姓氏谱牒之制，继承又可男系与女系并用”。其影响的深远是不可忽视的。

　　“私生子”地位与亲属称谓。
　　在藏区，非婚生的所谓“私生子”并不是个别现象。据不完全统计，西藏的阿巴部落367户，有非婚生子76人，其中男29人，女47人。私生子在各个阶层中都有。扎囊县囊色林＊卡114户；有非婚生子女23。私生子现象与藏族的婚俗紧密相关。藏族女子在婚前有比较多盼注自由，未嫁先育并不妨碍女子成婚；求婚者也主要选择女子持家的本领和她的容貌，贵族等级则视女子出身的贵贱。至于女子是否保持童贞，则很少在他们考虑之列。在婚后，无论一妻多夫。一夫多妻，或者是一夫一妻家庭，社会对妻子的婚外性关系也持宽容态度，她们仍然具有性生活的相对自由。至于男子，更是如此。

　　藏族的这种婚俗，婚外性关系的习以为常，决定了对婚外关系的后果即“私生子”的态度。藏族社会对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一样对待，并不歧视。非婚生子女，既可随母亲出嫁，又可留舅舅家长大成人；既可继承家业，也可入寺为僧尼。无论在家庭中还是社会上，非婚生者与婚生者享有同样的地位。这是由来久的社会现象，也是沿袭已久的古老传统。究其原因，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曾指出的那样：这种使“人感到奇怪的事情，按照母权制和群婚制却是一种通例”。因为在那个时代，人们成年后只要举行了某种形式的“成年礼”。便庚即卷入了群婚生活，没有现代意义的已婚未婚之分，也不存在婚生与非婚生之别。

　　我们要指出，私生子女虽然是现代人的一种概念，但藏族的某些婚俗仅是古老婚制的一些残存，是婚姻习俗演进中的滞后现象而已。亲属称谓。四川甘孜藏区的亲属称渭，曾有如下记录：在藏族的“一家之中，祖父以上，通称’阿涅’，并无高祖、曾祖之名；子孙以下，通称’操操’，并无曾孙，玄孙之名’。行辈的亲属称谓上溯下延共五代。四十年后，八十年代未的调查表明，藏北牧民亲属称谓具有以下特点：行辈的父系称谓从自我算起，上溯四代、下延四代共九代，都有专名；此范围外无称谓了。母系称谓上溯三代至外曾祖父、外曾祖母，下延三代共七代，有专名；此范围外无称谓。性别的称谓差异，在上述亲属称谓范围内，每一代人的男女称谓均不相同。但年龄的称谓差别，除同辈的亲兄弟姐妹之间有区分外，其余均同样称呼。直系、旁系的称谓区别，仅在同辈及上一辈、下一辈这三代中出现；其余辈份不在直系、旁系的称谓区别。姻亲的亲属称谓，除儿媳。女婿及丈夫的姐妹及其丈夫等不多的几种人有专称外，其余姻亲则用从称（如妻随夫称，夫随妻称），或直呼其名。还存兄弟、姐妹，叔侄，甥舅，父子、父女，母子、母女，爷孙等近亲的群称。

　　（四）、传统婚俗的影响

　　如前所述，一夫一妻婚虽然是藏族的基本婚姻形式，但情侣制，偶居婚等古老的群婚残余在藏区各地还或多或少地有所存留。呈现出婚姻发展演进史的显著痕迹。藏族男女，在婚前的性关系自由，婚后的婚外性关系社会持宽容态度。多偶制婚，不少是己婚男女发生婚外性关系，出现既成事实后，被其亲属和社会认可的多偶家庭。这都表明婚外性关系的宽松状态。社会对婚外性关系的宽松状态，必然形成非婚生子女（私生子）的不受歧视。

　　藏族是父系社会，但父系继承主要表现在子女对父系的血亲观念和情感；父系家庭财产和社会地位的继承，实际上是子女一视同仁，私生子与婚生子一视同仁，入赘女婿也不例外。这样的婚姻和亲属关系的基本特征是，血缘关系的松散。

　　藏族亲属称谓的滞后，是血缘关系松散在观念方面的反映。藏族的婚俗和亲属关系的特征，对家庭结构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它的主要表现是，作为满足感情需要和生儿育女的家庭职能遭到严重的削弱。

　　传统的婚俗和亲属关系对藏族人口再生产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这种影响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继承不分男女，特别是作为非父系血缘的入赘女婿也享有继承权，使亲生子女的重要性意义降低了，有无子女不成其为家庭的严重问题。多子女或重视生儿子的生育观从而随之淡薄了。消极的生育观念对人口再生产的影响是负面的。二，婚前性关系的自由，事实婚姻造成青年男女初婚年龄的提前，早婚现象普遍存在。从而使妇女初育年龄提早，生育年龄延长，生育机会增多。婚外性关系的相对自由，也增加了妇女受孕和生育的机会。从表面上看，这些似乎有利于人口数量的增长。但是，人们对婚外性关系的纵容态度，必然造成社会上的性病流行，从而破坏妇女的生育机能，不育和少育的妇女增多；并造成婴幼儿死亡率的提高。因此，对人口数量的增长实际上是不利的。三，婚前的性自由，使青年男女过早地进人生育期，其体质和经济能力都不够成熟，生育子女后又由年轻的母亲单方面抚养，加之社会上性病流行的感染性影响，对人口的优生优育也是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