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上海，当我一位从未谋面的香港朋友不远千里来看她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已不知何时把她遗落在了不知何地。也许我的生活已经和她有过太融洽的纠缠，就好像一根祖母留下的项链，曾经和我的肌肤有过太亲密的厮磨，以至于在某个晚宴的前夕，蓦然对镜，才发现只剩下月光在抚摩我颈上不再敏感的苍白。

    “上海有哪里好玩？”临行前他这样问我，我也这样问我所有的朋友，却发现他们看我的眼神，茫然一如我看那些纷繁的老照片，琐碎的老掌故，还有无数人对于上海的无数印象。所以我很想告诉他们，我们都把上海给丢了，一同带走了我们胸口里某些不知名的东西，不管是什么，都是我们必须找回的。

    去机场的途中，一直下着若有若无的小雨，巴士带着我沿这个城市的曲线而延伸，一直到她湿漉漉的衣角。对于我，那是一个陌生的区域，到这样一个陌生的地方去接一个陌生人，应该是一种陌生的感觉吧，然而又有什么能说是熟悉的呢，我的城市？我的家？甚至我自己？我不敢说。在这片陌生的不安里，我只看见那婴儿般甜美的梦乡向我展开久违的微笑，于是沉沉睡去。

    醒来已在水面上，浦东机场前的水域想必是为了配合它海鸥般的造型，然而来者匆匆，去者匆匆，作为一个城市的枢纽，人们更多注重的是它的功用而非这份匠心吧。相形之下，接机处就显得凌乱了，躁动的空间早已被太多寻觅与期盼的目光割得支离破碎，也就难怪我等错了出口，好在无所不能的现代通讯已经把我们牢牢地系在这张大千之网中，不必挣扎，只要随着你手中的绳索望去，是了，就是他。

    说好是当晚为他接风的，本来想定“新吉士”，无奈毫无远见的我被告知座位早在前一天已经被定完，也只有从话筒那头冷冷的道歉声里，我才嗅出了一丝节日的暖意，毕竟是临近圣诞了。曾几何时，这万丈红尘几乎滤尽了圣诞节每一丝的宗教黑暗，只留下缤纷五色撒向这个世界的无数角落。我的朋友一定最喜欢白色，因为他对我说希望在上海过一个“white Christmas”，我当时暗想：这多半是个奢望了。

    于是定在“昕源”，在岁末的雨夜，“昕源”这样一个温暖的名字应该是有诱惑力的。从衡山路刚转入东平路，和着从音乐学院附中的老洋房里逸出的零落音符，雨点也仿佛被谬斯附了身般的温柔出尘。“昕源”也是一幢旧楼，一幢有着被风一敲就会“橐、橐”作响的木窗的旧楼。遥想当年，这风声该能轻易就敲进这楼中女子的寂寞心坎吧，如今却甚至吹不散我们桌前氤氲的雾气，只换回我时时的侧目。“化石鱼”和“香糯棕包蛋黄蟹”都值得一试，尤其是后者，朋友欣赏入味的糯米，反倒冷落了蟹，这像极了我的生活，在浸透了这个城市的味道后，反而把她本身给忘了。最有趣的是这个餐厅的经理，说我是来自东南亚，而他却是个北方人。本欲纠正，可转念一想，追根朔源有谁能真正理清自己的出处，于是笑而作罢，只是乡关何处的轻愁却随着红酒浮上我微酡的双颊。

    一向以为认识一个城市应该从她的历史开始，于是第二天中午，一下班我就带他去了上海城市历史发展陈列馆。读了几本史书，看过几件文物的我们以为历史的洪流向来不屑于前进在温情脉脉的河道里，于是也就习惯了用血与火来描绘它苍老的面容。却忘记了历史，其实也就是先民们的全部生活而已。没有吴淞口的炮声，没有小刀会的呐喊，历史在这里只是咸货行里散发出的海的气息，老虎灶头渐渐蒸腾而起的晨光，霞飞路咖啡厅里徐志摩和泰戈尔的谈兴正浓，还有石库门前可的牛奶箱的沉默不语。它们不是一篇想让人听到的雄辩，而充其量是一首无意间被听到的低吟罢了。这就是我的城市，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她和我的距离始终小于我视力的近点而显得那么地朦胧不堪。

    出了陈列馆，自然就踱到滨江大道，这里是看万国建筑博览的最好之处，不象在对岸外滩，反倒有种“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迷茫。隔着这么一段寒冷的江面，再热切的目光到达对岸也只是温柔的一瞥吧。正是傍晚时分，眼看外滩的楼群在灯光的依次亲吻下逐渐苏醒。也只有在这微妙的距离外，微茫的光影中，你才看不到那花岗石墙上的弹孔，那铸铁栏杆上的锈迹，还有那琉璃花窗上的裂缝；只有这样，你才看不到这个迟暮美人眼角的那些鱼尾纹而为她阅尽沧桑的风情万种所倾倒。并没有对朋友作太多的介绍，其实凭我的年龄与经历，能说出来不过是些印刷字符而已，更何况这段江水的随便哪一朵浪花打湿你的衣襟，绞干的时候，都能听到无数个故事滴落，无论是令你心动或是心寒。只是多久没来这里了，也许是很久了，否则怎么见到几艘的轮船开过，我都会惊讶于它的硕大而担心江水是否会溢出，倒是朋友在一旁安慰我的杞人忧天。

    渐渐入夜了，是平安夜。平安夜，这是一个呵口气上去都会凝成冰晶的字眼，这是一个路边的乞丐都应该唱赞美诗的时刻。然而终究敌不过一个上海人骨子里小资和市井纠结的矛盾，于是前一刻还透过Starbucks的玻璃窗玩味着街上那些精致和漠然的面庞；后一刻却已经坐在了人语共高汤同沸的火锅旁。一个旧时同窗的聚会，因为规定不能独身参加，我的远方朋友正好解了我燃眉之急。一个即使在平安夜也无须定座的小火锅店，十四个人挤一张桌子，吃什么已经不重要，嬉笑嗔骂是最好的下酒菜。偶尔回头，却看见朋友在专心致志地涮他的牛肉，那些陌生的方言，陌生的人群，陌生的回忆，和他的生活唯一的交点原本只是一个我，然而有那么一刹那，就连我也无法分辨眼前的人们是熟悉还是陌生，他们和这个城市一同变得清晰而恍惚。杯觥交错中，我的眼睛有些迷离了，大约是火锅热气的关系，可是那天我戴的好像是隐形眼镜。

    回家的的士上，司机一边夸我运气好，能叫到车，一边感叹如今的上海人越来越像外国人了。我看也不然，每个节日的真正渊源与意义早已渐渐淡出，褪去不同衣裳的它们都有着同样的躯壳，那就是机会和借口。前者是对于商家，后者是对于消费者，如果说上海人有什么不同，也就是他们看得更透些，把握得更牢些罢了。

    第二天依旧是普通的一天，至少在我起床时是。直至出门上班前甚至落起了零星的雨，不，是霰，不不，是雪！这个冬天，上海的天空就好像善哭人的脸，如果开始还有些“梨花带雨”的意思，到后来也就只剩下“作天作地”的腻味，若是索性到了“泣血”的境界，反倒能写进传奇了。而雪对于上海，恐怕就像血对于泪眼一般希奇。这样的难得一定不是我等凡人能消受的，认定了这第一场雪是给我“有朋自远方来”的面子，连忙打电话想谢谢他，没想到关机，想必还在梦游吧。于是失望之余，竟像占了什么便宜似的，满怀愧疚地冲入雪中。虽说是雪，可下到了上海，也只能跟夏日里楼群中的阳光般瘦弱纤细。从云到泥，和雨殊途同归的宿命，明早还有谁会记得一汪积水的前生。雪很小，我却不像那些急于和雪亲密接触的路人，依旧打起了伞。我曾说过我喜欢冬天，不只是因为我生在这个季节，更因为在这个过于喧闹和拥挤的世界里，它冷静的距离更能使我置身其外地来玩味这场雪，和这片天地。

    等到中午见面时，早已是小雪初晴。既是寒冷的余温盘旋在我一路上反复咀嚼的唇齿间，等到了新天地也已经消失殆尽。新天地，我们的足迹还是不能免俗地踏进了这里。“这里不像上海”，这是朋友的评价，我以为这至少不是一句褒语。虽然昨天我们已经去过了历史陈列馆，但我总觉得这里像一个更大的陈列馆。那些阳台上曾经为一声叫卖而缒下的竹篮，那些老虎窗里曾经为一群鸽子而响起的哨音，还有那些黝黑的木门里曾经为某个绰约的身影而感动的故事，都已经被时光，或者某些比时光更残忍的东西所销蚀。只留下石库门她苍老动人的骨架和黯然华丽的皮毛，被填充进各种时髦的元素，制成栩栩如生的标本以飨游者。

    饱了眼福，还要顾及口腹，正巧看见“新吉士”里有空位，索性进去一报前日之憾。“花雕黄油煎桂鱼”固然可圈可点，可是一罐红烧肉冠以“外婆”之名就拿来作招牌菜，却有些啼笑皆非。这也难怪，在这么个怀旧的年代与地方，往事就是资本，时间就是时尚。我曾经在另一篇游记里提到过“怀古”，可是今天，在这个已经被无数个小资的唾液洗刷得晶莹剔透、纤尘不染的“怀旧”面前，我却要缄口了。

    本来怀完了旧，应该接着怀古的，奈何我们的耐心禁不起上博“国宝展”的炙热，只能到对面的“达利互动展”里去凉快了。达利，这是一个来自远方的梦，他的故乡是一个阳光与野性交织的国度，那里离我们太遥远了，再强健的想象力也不可能在这两小时里一口气跑到。所以更令我们感兴趣的，恐怕还是城建馆里那个巍为可观的微缩模型。区区一个展厅，几乎囊括了上海内环线以内的全部建筑与道路。朋友饶有兴趣地要我指出我家的位置，本以为是易如反掌之事，不料踯躅再三，竟迷失在这一幢幢似曾相识的楼宇间，恍惚中，它们仿佛就是“达利展”中那些无所不在的抽屉，隐藏着这个城市最暧昧的眼神和最隐约的耳语，我们往往乐于去窥探我们身边那些微启的秘密，却忘记了先认清自己。

    因为朋友下榻在锦江饭店，所以来来往往坐得最多的还是地铁，几回下来，看我每次买票，朋友便问我上海是否有通用的交通票，“有啊，公交一卡通，公车、地铁、的士都能用。”“那你为什么不用呢？”是啊，我为什么不用，虽然每天上下班都要乘车，却从来不习惯用一卡通甚至预售票，于是窗台上往往有攒下的硬币闪烁不定。据朋友说，香港至今还保留着有轨电车，就是一路走来缀着一串“叮叮叮叮”的那种，所一以香港人管乘电车叫乘“叮叮”，“叮叮”，亲切得就好像在叫唤邻居的小男孩。可惜上海的公车早就从张爱玲笔下那“一辆衔接一辆，像排了队的小孩，嘈杂，叫嚣，愉快地打着哑嗓子的铃”的模样，成长为同车厢里那些竖起的风衣领子，漠然不斜视的目光，还有抿得紧紧的唇一般成熟老练了。之所以这么执着地每天向投币箱里喂硬币，应该是想在 “丁冬”的瞬间重温他嘴角调皮的莞尔吧。

    说到锦江饭店，朋友住的北楼前身是华懋公寓，只是不知那顶上装饰着优美线条的走廊里，是否还隐约能听见张爱玲或者董竹君的跫然足音。那是一个当时被炫耀，如今被怀念，但愿将来不要被遗忘的年代。没有这么强的温室效应，风一定大了些，花一定少了些，雪一定多了些，没有这么多的霓虹流丽，月色也一定明亮了些。然而像今夜那样，在国泰的夜场散了之后，慢慢踱过巴洛克式风格的法商总会（今花园饭店裙房），踱过峻岭公寓（今锦江饭店中楼、西楼），再回到哥特式的华懋公寓的脚步，却还是不变的轻盈，生怕惊醒一个沉睡七十年的夜。

    第三天，应约去给朋友送行。在饭店门口等车的时候，看着阳光在修剪得极好的草坪上追逐落叶的那一刻，我甚至开始怀疑早晨的天气预报，怀疑这是入冬以来上海最冷的一天。阳光与寒冷竟能在这些瞬间里如此相洽，这不免令我心头一动，朋友要走了，离别的伤感竟也毫不妨碍一丝轻松的存在。是啊，我又要回到我熟悉的生活中去了，也许那才是我的上海。对于我来说，上海的太阳与其说是陆家嘴那颗闪着红光的明珠，不如说是凯司令栗子蛋糕上的那枚樱桃；而上海的月亮，哪里是外滩入夜后的那片银海，分明只是杂志上美女微笑时露出的贝齿。一个上海人肯定对人间烟火有着最痴情的迷恋，对平淡生活有着最直接的对视。所以当我急不可待地走出家门去追踪那些在十字街头变幻莫测的影子，直至拖着疲惫的身子空手而归时，也许才发现我苦苦追寻的正乖乖地坐在沙发上等我呢。只是这一点，如果不走这一趟，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明白的。

    我的上海被找回了，朋友却要走了。在他上车前我向他说了“再见”，就好像明天依然会再见一般那么自然地脱口而出：“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