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七十年代末到现在，我在上海的家搬过四次，邻居也换了四拨儿。

    刚到上海时，我们全家挤在单位的宿舍楼里，就是俗称的“筒子楼”。一层楼就是一条走廊，两旁几十间单间房，卫生公用，因为平日里都吃单位食堂，所以没有厨房，不过大家在走廊里摆满了小煤炉、小电锅之类的东西，以便周末“改善生活”。

    因为是单位楼，邻居就都是单位同事，所以同北京的部队大院儿有异曲同工之妙。房间里的家具都是单位的，每一家的“私有财产”相差无几，下班后女人们会串门儿唠家常，小孩子结伴玩耍，连周末自己做个菜都要给熟悉或亲密的同事分享一些。真有种“公社”的味道。

    那时候小，所以只是朦朦胧胧地觉得，自己父母、周围小伙伴儿还有他们的父母都属于一个巨大无比的“家”，人和人的关系是那么紧密没有距离。

    第一次搬家和第二次搬家差别不大，都是离开了“宿舍式”的家，搬进现在上海还很多的“老式公房”。

    在第一个“老式公房”家里，卫生仍然是和邻居合用，不过是两家合用，有了些进步，到第二个“老式公房”里，就有了独用的卫生间。

    当年“分房子”都是按单位进行的，一家单位在这栋楼有几间房，在那栋楼有几间房，所以职工也跟着分散到了城里不同的楼里。一栋楼里就有了几家不同单位的人住在一起。不过那时似乎等级观念还没有那么严重，一栋楼里既有单位领导家的孩子，也有普通职工家的孩子，大家放学后都在一起玩儿。

    还记得有个“单位领导”住在三楼，家里最宝贝的财产是辆凤凰自行车，每个周末“单位领导”都要把他的宝贝自行车擦得油光锃亮，然后扛到三楼锁在家里。隔壁就是单位里的一个工人，有点儿流气，喜欢钓鱼，没事儿爱搞些小偷小摸。有一次工人从厂里偷了根木头被抓住了，晚上回家后就串门儿到隔壁“单位领导”家里求情。

    那时的各种单位差别实在不大，往往挤在一栋楼里，大家也没有什么可以多比较的。后来开始改革开放，最多比比谁发的“奖金”多而已。

    “老式公房”里的人少了“公社”的无间，不过还是人与人之间还是特平等。

    第三次搬家到一个更好些的“公房”，一层两户，各种设施齐全，还有两个阳台。当然，在这样的住处，邻里之间的来往就少多了。

    虽说后来单位“补贴”花了没几个钱把这套房子“买”了下来，可当初还是属于单位分房，所以靠右边儿全是一个学校的教员住，靠左边儿则是一家工厂的工人住。

    进入八十年代，右边儿学校住户的孩子们纷纷出国读书，左边儿工厂住户因为厂子倒闭了，大人们纷纷忙着寻找出路。本来大家讲的是就是两套语言，加上这么一折腾，自然来往的更少了。

    第四次搬家是购买的商品房，在一个普通的小区里。

    因为是完全商品化了的居住区，大家来自不同的单位，没有了任何的隶属关系。而且因为工作、背景、经济的等相差甚远，邻里之间几乎没有来往。即使有邻里的交往，也多在背景相似的之间发生，科教文卫是一拨儿，工厂蓝领是一拨儿，暴发户商人是另一拨儿。

    小区里私家车倒是不少，不过刚进来还是有些不习惯。晚上不能凉衣服，因为楼上的住家每天利用夜间冲洗阳台，楼下门口堆满了盛垃圾的塑料袋也不奇怪，虽然垃圾箱走两分钟就到。

    对孩子和老人来说，住在这样的小区真还不如从前的“老式公房”，因为完全没有“社区”的感觉，缺了对他们最重要的人和人之间的平等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