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暑假我走了一趟“红色之旅”，去了遵义、赤水等地，其中遵义会址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可能有人会说那不就一个展馆嘛，都是些当年的旧东西放在那里，没什么好看的。但参观一个旧址如果是用一种时空转移的看法去看，眼前仿佛走动着当年那些人们，我们就象乘着时光穿棱机，在一旁看着他们反复争论、看着他们最后决定，想着未来几十年甚至是几百年的历史就在在座这些人的一念之间改变了，那参观起来一定会有许多不同的感觉。

    开会的二层小楼大家都在各种报刊书籍上见过无数次了，遵议会议在这里召开好象是件天经地义的事情，其实解放后找寻与确认这个会址地还颇费了不少周章呢！开始据当地的群众指点，找到离这里不远的一座洋教堂，后来又有人说不是，直到1958年邓小平、杨尚昆等亲自前来，一走进这座阔别了20多年的楼房，杨尚昆立刻兴奋地叫起来：“就是这里，这个地点找对了。”当走过东过道小客厅时，邓小平环视着厅内的长桌、椅子、挂钟、壁柜和彩色玻璃窗，肯定地说：“会议就是在这里开的。”并指着里侧的角落说：“我就坐在那里。”然后邓小平又去那天主堂，发现那里原来是红军总政治部驻地，的确不是遵义会议召开的地方。

    这个小楼原是当年城里国民党黔军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刚刚竣工的新宅，所以里面一切都是簇新的，是当时遵义城最漂亮的小楼。门外两侧的八间铺面都是柏辉章家的商店，到现在虽变成了其余的各种商店，但都还保持着当年那种木头格栅门的旧制。

    楼下第一间只有两条凳架木板的床铺是彭德怀、杨尚昆等的住处，床头各挂一斗笠和八角军帽，真是简朴到极点。楼上诸领导如周恩来和朱德的办公室兼住室就是使用的原来的卧室，所以有木架大床和桌椅台凳，看起来豪华一些，而且衣橱床架等都油漆得锃亮，虽知是当年那国民党军官的新家，反正和“红军”这个词的感觉相差甚远，感觉稍微有点异样。

    二楼的会议室就是开会之处了，里面密密麻麻挤满了椅子，想来人家小楼原来也没打算给这么多人开会，由于这次会议留下的原始文献太少，在很长的时间内人们无法排出一个准确的出席者名单。后来据多方回忆才可确定一共是有20个人参加了会议。我们数数椅子确实是20把，比较杂乱地挤放着。那时的会议也不像现在开会有个名单座次，各人来了随便找个凳子坐下就是了。会上直接被批判的是博古，实际上就是批判李德。因此会议一开始，李德的处境就很狼狈，据说别人都是围着长桌子坐的，他却坐在会议室的门口，像是处在被告席的地位上。

    点点这些人名都是后来如雷贯耳的响亮名字：博古、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陈云、朱德、刘少奇、邓发、凯丰、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李德、伍修权。不过当年还在局势未明之时，可能谁也没想过自已将来成就那样一翻惊天动地的伟大事业吧？

    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起第一位作用的是从王明左倾阵营中转化过来的王稼祥。他因为负过较重的伤，身体很不好，在长征的行军途中，只得每天坐担架，同毛泽东同志在一起，在行军休息和宿营时，经常商讨当时的军事路线问题。经过不断交淡，王稼祥赞成了毛泽东的意见，随后他又同张闻天等交换了意见，大家都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王稼祥回忆当年对毛泽东的最初印象：“他同我在中国和俄国所遇见的领导人是不相同的……只觉得他所说的道理，既是那样简单明了，又是那样的有力并具有说服力。”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王稼祥提议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城红军总部举行。坐着担架参加会议的王稼祥提出：李德、博古的军事领导权必须让出来，由毛泽东这样富实际经验的同志来领导和指挥。会议开到后来博古、李德只剩下一位追随者凯丰，陷入空前孤立，17比3，这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结果！会议后，仅有3万人口的遵义城，就有5000子弟参加了红军。据说在所有全国革命纪念地中，惟有遵义会议会址纪念馆是毛主席亲笔书写。现在，每年会有超过20万的游客来这里参观，所以楼上楼下总是人头涌涌，每个人走到这里时的心情都是相当崇敬的，所以人虽然多但却比较安静，基本上没有人大声说话。

    出了小楼有一个指示着李德住处，这个来到中国的德国人一度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如果他指挥得当那他的功绩会是国际性的大业绩，可惜的是一个外国人到底不能那么深入地了解中国的国情民情。谁也没有毛泽东对中国人心理解得那么透彻，所以他才能百战百胜，想想他指挥红军时红军就打胜仗，从无到有，把井冈山根据地不断扩大；后来一换人红军就打败仗，把那么大已建立好的苏区都丢了；而到遵义会议后他再接手红军，又是截截打胜仗，直到夺取全中国。同样是红军，他领导就胜，他不领导就败，只能说明他的正确和英明。

    在遵议会址参观，就仿佛我们看着历史在这里转弯；站在会议室那20把椅子面前，仿佛看到中国的前途在一个接一个人的发言中就要被改写；在这里，我看着他们决定了中国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