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崩的声响
2002年8月初,北京大学山鹰社在攀登西夏邦玛峰时发生山难,王勇峰得知这个消息是在8月12日,当晚,中国登山协会决定由王勇峰带领同事赶赴西藏,协助搜救工作并担任了前线搜救组组长。
因为出事的是大学生,又是北大的,当时全国上下都在关注,电话打到王勇峰那儿的都有。只能做好,不能做差,王勇峰的压力可想而知。
在雪崩地区作业的危险可能寻常人难以想象,在出事地点,雪崩最容易发生的时间,就是上午10点半到下午4点。他们寻找到了11点半,11点半就已经是非常危险的时刻了。最后王勇峰等决定将找到的遗体拍照,取一些资料,然后做一些仪式后留在了山上,这不是他们无能或是无情,这是根据登山的惯例作出的决定。因为在高海拔地区,如果把一个人,把一个遗体要运下来是非常危险的,也是非常困难的。一般来讲的话,都是都就地安排。喜欢山的人,他们最后的归属到山里面,王勇峰觉得这个结局还是可以的。
那次搜救雪崩遇难事件以后,有人问过王勇峰登山最怕什么。王勇峰说,是雪崩的声音,特别是在寂静的时候听到那种响声。早在1984年,王勇峰第一次登峰就遇到了雪崩。“当时是白天,我们正低头走,脚步声‘咔咔’,然后就听到一声巨响,抬头一看,离我们很远的山从三分之二处断裂,雪就开始像海浪一样下来。我们边看着雪崩边跑,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雪崩已经把前面的几个人埋在雪里,然后就没有声音了。后来,我们就刨呀刨,终于把他们救出来,教练的脸都紫了,昏迷中说‘我死了,我死了’”。王勇峰提到这段经历的时候,脸色都透着寒气。
雪崩后果的重得让人难以承受,那完全是灾难性的,如果有人能够在雪崩中生存反而成了怪事。而在雪崩中驻足救人,更多的时候是意味着一起永远的留在那片雪山。王勇峰说自己:“没有时间考虑救或是不救,刹那间就要决定,什么表彰啊,舆论压力啊都来不及考虑,就凭着脑袋原始的意识。”但是这种原始的意识比不是每个遇险的人都有幸能碰到,今年5月14日英国人大卫·夏普在从珠峰峰顶下撤的时候遇险,身边经过40余人而无一伸手。这还引发了关于“8000米上是另一个道德圈吗?”的大辩论。
王勇峰从胆寒的雪崩声音切身的感受到户外运动潜在的、不可预设的危险。因而,王勇峰说的更多的不是自己如何,而是“如何确保安全”,“要对自己(生命)负责”,“珠穆朗玛峰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去攀登”等等。在这个问题上,他与王石反对热炒珠峰的观点如出一辙。
就这样哭1985年,王勇峰被中国登山协会指名代表中国与日本联合攀登7694米的纳木那米峰。纳木那米峰是西藏著名的佛教圣山、世界上仅存的两座7000米以上的处女峰之一,王勇峰初出茅庐就能攀登此山,激动与自豪之感溢于言表。决定他能否登顶的远非就是中国登协的一纸指令,距顶峰只有几十米了,巍峨的大山就将踩在脚下,可一位与他结组的老队员认为他是新手,怕累及自己,非要他撤下不可。这位老队员甚至用乞求的口气央求:“求求你了,你要是上,我们这个组的人都有生命危险。”
可顶峰近在咫尺,两个月来的拼死努力就为登临峰顶,那上面寄托着他的希望与梦想,可顶峰唾手可得,他却不能再往上挪动脚步。一下僵硬的他回顾自己在大学时候就已经膨胀的登山梦,想想自己为了登山而保持的1500m和5000m的长跑冠军的头衔,想想自己为了这次登顶所作的准备和努力,王勇峰蹲在冰天雪地里伤心大哭,几度哽咽。
1993年珠峰遇险是王勇峰与死神最接近的一次残酷挑战。5月5日13时,他成功地登上了珠峰峰顶,完成了人生的一次伟大壮举!经过9个小时的强行突击,他的体力已消耗殆尽,每挪动一步,都要忍受极大的痛苦。他的上下眼皮不时粘在一起,真想就此睡一觉,可要是真的睡着,他将永无生还的希望。5月5日晚21时30分,也就是8个多小时之后,王勇峰回到营地后,这个中国登山队的铁血男儿,内蒙草原的大汉,在7800米处的营地不禁嚎啕大哭起来。
王勇峰有充分的理由哭,那不是寻常惺惺作态。在有关于王勇峰这段经历的文章中看到有这样的描述:夜,已逼近了这个恐怖的冰雪世界,王勇峰的氧气也快耗尽了,死亡正向他逼近。他不由得想起妻子临行前的摔碗……难道我王勇峰真的要死在这里?不行!我一定要活着回到她面前!对妻子的爱使他调动所有的神经与死神抗争。……王勇峰拼尽了所有力气,靠着一股超强毅力,一步一步往上移动……
王勇峰当时的真实心态我们无从得知,但是那种情形之下的艰难我们是可以想象的,那是一种无法用语言文字来形容的情形,那种不舍不弃的追逐生命的信念和毅力很难不让人动容,他不仅仅是要活着,那是对生命的负责,对家庭责任承担的承诺。
王勇峰的第一次哭泣是委屈、屈辱,不能登顶不是自己不行,而是因为被人看不起,而为了团结自己又必须退出。第二次哭泣是劫后余生心有余悸的喜悦,我还活着,活着回来了!
查亚峰是王勇峰完成攀登七大洲最高峰的最后一站──大洋洲最高峰查亚峰!1999年春,王勇峰再次出发,这次此前,他已完成攀登南美洲阿空加瓜峰、欧洲的厄尔布鲁士峰、非洲乞力马扎罗峰。他觉得这次已不是单纯的登山了,是带着一种使命,去完成一个世纪人的百年梦想。他是带着使命启程了,可家里还留了一个的心急如焚人,王乐琴,王勇峰的妻子。她不敢看电视、报纸,不敢听广播,更是担心那部红色电话机会突然响起。
后来当王勇峰用这部电话传音给妻子时,王乐琴接的是胆战心惊。那是一段经典的对话:“乐琴我是胡子,我现在在查亚峰顶,……峰顶。”“你说在峰顶?”“是的,我…在…峰…顶!”接完电话,王乐琴全身瘫软满脸泪水都浇湿了话筒……
王勇峰对王乐琴是一见钟情,所以,当初王勇峰追王乐琴真是煞费了心机。婚后的生活里,王乐琴为王勇峰担待了许多。作为登山队员的妻子,首先要能忍受孤独和寂寞。她调节的办法,有周末疯狂购物、跟妹妹聚会,等等。因为,她也知道,自己的丈夫既属于她也属于大山。
王乐琴自己在家的时候,情绪总是十分低落,总怕丈夫在山上出现了什么危险。王勇峰的女儿王颖说:“记得小时候爸爸不在家,妈妈经常打碎盘子和碗,眼神是那样的无助和孤独。人家的夫妻总是成双成对的,而爸爸妈妈确实一个在这头,一个在那头。妈妈总是把家打扫得十分干净,也是期待着爸爸早点回家。”
王勇峰自己也知道自己的责任重大,用他自己的话说:自己并非是个不怕死的人,虽然每次遇到雪封区、裂缝、陡壁,他都表现得英勇无畏。其实每次登山前,我也担心假如自己出了意外,爱人、孩子怎么办。
领跑,在永远的山巅
王勇峰走完“7+2”的最后一步的时候,他已是没有什么遗憾了,该走的走了,该去的去了。而今,王勇峰已经卸下了中国登山队队长的职务专任中国登山协会交流部主任,负责推广业余选手的海外登山活动。他已经从自己登山转为组织、指挥别人登山。
王勇峰的一个想法就是使我国真正成为世界登山大国:“一个国家的登山水平体现在专业与业余的协调发展上。我国职业登山运动的水平可以与发达国家媲美,但业余登山的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同时,王勇峰觉得自己有责任将自己多年积累的登山经验传授给广大山友,让后来人少走弯路。
为了胜任工作,保持体力,王勇峰始终坚持每周至少进行两次身体训练。一般是打篮球或踢足球。英语是他自学的,这次南极、南美之行他还是兼职翻译。
其实,王勇峰或许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将自己的故事讲给别人听并不仅仅是宣传自己那么简单,因为登山并不是只有钱和技术就够了,还需要太多的东西,王勇峰自己的经历恰恰能给后来人一个整体的借鉴,而不单单是某一项技术那么简单。
王勇峰应该有这个义务,要让热衷于登山的人明白王勇峰能够有今天的成绩,也并不是他身体素质好就够了。登山造成的一只眼睛暂时性(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个后果是暂时还是永久的)失明,是因为他将自己的氧气借给了别人(尽管他也知道自己的行为意味着自杀);他失去了参加北京的庆功会、参加建国35周年庆祝活动的机会,是因为他要照顾躺在医院里的自己的领队老师;他之所以在珠峰差点“光荣”,是因为他不愿意队友与自己一起承担风险;他雪崩遇险,是因为他在雪崩发生时硬要出手救人……
近年来,我国业余登山运动进步很快,在5至6年之内攀登了10多座高峰,估计最多5至6年的时间就可以完成当年李致新、王勇峰用了11年才完成的攀登七大洲最高峰,这标志着我国登山运动从专业向大众转型的一个开始。而王勇峰正是此项工作的探路者,他将继续领跑在世界雪山之颠,后面带出来的将是一个队伍,崛起的中国登山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