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增旺加，就是西藏登山大会上山友们熟悉的旺加队长，他是西藏登山队的高级教练，西藏登山队的副队长，也是西藏登山队的第二代登山运动员。从1977年正式进入西藏登山队至今，他人生中最旺盛的二十八年是在西藏登山队走过的，如今他已从英姿勃发的青年步入两鬓斑白的中年。每当他提起自己所在的西藏登山队，话语中总是充满自豪，让我们从他的亲述中，认识他和他所在的这支用生命与激情谱写辉煌的团队——西藏登山队。

　　翻开《西藏登山运动史》，在人物篇中西藏登山队的每个成员前面都有一个定语，旺加的名字前，有着这样一排文字：四次获得体育运动荣誉奖章的国际级运动健将。这对于一名登山运动员来说，无论从业绩还是功绩上都象征着至高的肯定。

　　而更多的山友则是从西藏登山大会上认识这位登山家的，旺加已经担任过三次西藏登山大会的总指挥，在这个职业登山家与业余登山爱好者的聚会上，旺加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山友成为了朋友。提起这位亲切的队长，山友们总会联想到他浑厚的声音和质朴而又乐观的笑容。

　　今年8月初，我在西藏登山队大院里和这位极具亲和力的旺加队长再一次见面了。此前通电话，我们约好了，他让我帮他翻拍一张照片。旺加从队员扎西次仁家里借来一张照片，照片已经附上了被氧化后的黄色斑点，旺加说这张照片拍摄于1988年，那是登山队圆满完成了中日尼双跨珠峰活动后，在北京受到班禅大师接见时的合影。照片上一张张曾经年轻的面孔提示我们，近二十年的光阴已经悄然逝去。

　　旺加说这是一张非常珍贵的照片，他记录了历史，而且对大多数运动员来说，这张照片预示着自己命运的转折。旺加开始讲述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他在试着还原当时的主要情节。他指着照片里的人说，当时还只有我、仁青平措和嘎亚是西藏登山队的正式编制，其他人都是临时工。班禅大师在询问队员们的工作和生活时，我告诉大师：“这些队员都是有任务时临时调过来，任务结束他们就回家务农放牧。”班禅大师说：“那他们不是像毛驴一样，白天借出来，晚上还回去。”说完，班禅大师摇了摇头。

　　后来西藏自治区副主席，日喀则第一专员乔元忠宴请1988年攀登珠峰的队员，在饭桌上乔专员问体育局的领导说：日喀则要成立一支抢险队，如果你们不用这批队员的话，我们就把他们吸收到抢险队里，这样也可以解决他们的编制问题。在场的仁青平措悄悄对坐在身旁的旺加说：“谁都是先长的耳朵，后长的脚，队员们进，也得先进登山队。”体育局领导一着急，很快把这些队员录用到西藏登山队，从此队员们从临时工的身份转变为职业登山运动员。

　　“我对罗则队长说，我愿意进西藏登山队”

　　其实登山队的每名队员进入登山队都有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问及旺加怎么进入西藏登山队的，旺加说那还得从他进部队说起：我出生在富农家庭，我们家有六个孩子，我排行老三。八岁的时候，父亲将我送到拉孜当地区里的一所小学读书，即将升初中的时候，部队文工团来招生，我当时跳舞还可以，被选中了，后来人家调查说我是富农的儿子，不让进部队，就没去成。到了1974年底，1975年初，我们家由富农被改为了中农，于是我进了部队，正式成为一名军人。

　　1977年11月，国家为了执行1978年中国和伊朗军方联合攀登珠峰的任务，从西藏军区选拔90多人，内地选拔了40多人组织到珠峰地区参加集训。旺加在入选名单之列。第一周期的训练结束，开始进行最终的选拔确定队员阶段，考核标准很明确，从珠峰大本营登达北坳（海拔7028米）者，将调入解入军八一登山队，正式执行联合攀登的任务。这是旺加第一次接触登山，他登到了海拔7500米，当时和他到达相同高度的还有四个人。

　　1981年春，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第三女神》的纪录片，旺加作为八一队的登山队员，协助拍摄，再一次有机会亲近珠穆朗玛。但这两次的攀登并没有让他品尝到攀登的乐趣，相反因为缺乏经验，攀登让他倍感艰辛，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说：我那时候才21岁，感觉登山特别苦，心想从今以后再也不来了。我老家有一个60年代去过珠峰的人，他对我父亲讲，若把水果罐头扔进珠峰的裂缝里，第二天还能听到响声。这一说家里人就更担心了，父母和亲戚都劝我：当兵好好的，干吗要去登山呢？家人的话让他有些动摇。

　　1981年11月八一登山队面临解散，旺加站在了他人生的岔道口，他面前有两条路，一个路标指向部队，他可以回到部队，继续作他的军官，而且那时候他已经被南京军校录取，将作为部队的培训对象送去学习；另一个路标的指向则是通往西藏登山队，这意味着他将从部队转业，从此正式成为一名登山运动员。年轻的旺加有些犹豫不决，那段时间他常常会同时接受部队和登山队两方领导的谈话。大哥一样的次仁团长语重心长地对旺加说：你年轻，身体又好，那么早转业干什么嘛，在部队会很有发展前途。西藏登山队当时的队长罗则，把旺加、桂桑、仁青平措、桑珠和尼玛同时面临转业的五个年轻人叫到办公室，问：你们愿不愿意转业到西藏登山队，如果愿意，我很快给西藏军区和西藏人民政府打报告。

　　旺加说，我当时也不是很明确到底何去何从，但一想转业到登山队就可以留在拉萨，我是很希望能留在拉萨的。另外，我觉得自己还是放不下‘登山’两个字，我想以后如果能在登山方面做出一些成绩，也会不亚于作一名军官的成就感。于是我对罗则队长说，我愿意进西藏登山队。很快旺加就收到了转业命令。

　　“大家都说登山队的人好”

　　1982年，旺加、桂桑、仁青平措、桑珠和尼玛五人一起从部队转业加入西藏登山队，旺加是他们中年龄最小的。除了桂桑当时被分配当仓库保管员，其他四位全部成为登山运动员。旺加至今很留恋当时登山队那种亲切的氛围：那时，西藏登山队总共才16个人，5个队员，我们几个都是单身汉，老队员不仅在业务上培养我们，生活上也很关照，我们如果出差，家里的事同事们都帮忙料理得井井有条，就是家里门不锁也不担心。大家一起训练，一起劳动，一起搞基地建设，人人都很和气，没有人会斤斤计较发生口角，大家都说登山队的人好。登山队很和睦，我们在这个集体里感到很温暖。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登个山头”

　　和所有的新队员一样，在最初成为一名登山运动员时，旺加一心想的就是登顶，突破自己的登高记录。1983年春季，他被派往希夏邦马峰，为一支西德登山队做协作。他当时很想登顶，但按当时的规定协作人员不准登顶，只能上到海拔7500米遥望了一下顶峰。同年秋，他又前往珠峰，为西班牙队当协作，在运输到海拔7790米的高度后很不情愿的下撤。接着冬季他和队友又接到任务，再赴珠峰为日本队充当协作，这是他第一次冬季登山。冬季攀登较之春秋两季气候要恶劣得多，旺加记得他们运输到海拔6900米那天晚上，在北壁建了一个营地，坡度陡，风又大，帐篷被吹得像摇篮一样，他和队友多布杰一晚上都不敢合眼。第二天返回海拔6300米的一号营地，他向队员们介绍了上面营地的情况，为了保证安全提出调整方案。于是次日凌晨4：00队员们从一号营地出发，从北壁向海拔8000米高度运输，当日返回一号营地，避开海拔6900米的高空风的危险。他们就这样上上下下了好几次，顺利地完成了冬季队的运输任务。攀登的任务看似频繁，但因为都是作协作，所以登顶其实是没有机会的。

　　1984年，旺加给一支美国队完成运输任务之后，从珠峰匆匆赶往希夏邦马峰，那里有一支德国登山队。旺加和他的队友们早早地完成运输物资在任务，留在海拔6900米的二号营地迟迟不下撤，他们计划凌晨3：00偷偷出发冲击顶峰。早晨日出时分，他们已经上到了海拔7900米的高度，旺加用对讲机与在大本营的总指挥陈荣昌副队长联系，他满心欢喜地告诉陈队长，他们已经到了海拔7900米，离顶峰特别近了，即将登顶。可话没说完，对讲机那头就传来了怒斥：“你们疯了，不准去。”结果不宣而明，他们只能乖乖下撤。旺加说那时候他最大的愿望就是登个山头。

　　大密度的攀登任务，虽然没有让旺加实现登顶的愿望，他却快速地从中积累了实践经验，已经成长为登山队的骨干。1984年秋，西藏登山队依据自身的实力和中国登山界的期盼，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请求西藏登山队于1985年春季独立攀登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峰（此前的攀登都是与国内外登山队联合完成的），为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献礼。1984年10月，旺加以教练的身份和洛桑德钦、边巴次仁一起到日喀则地区为第二年的攀登选拔队员。他们兵分两路，他和洛桑德钦教练前往拉孜和那木林县，边巴次仁教练到谢通门县，他们从这三个县一共招收了30人，他们大部分是来自牧民家庭的年轻小伙子，山友们熟悉的14座8000米探险队的主力队员边巴扎西、仁那、洛则、达琼当时就在其列。新队员被送往日喀则，经过一段时间的集训，再次通过体验、耐力和力量考核等层层选拔，最后确定15名新队员，他们的任务将是为主力队员运输物资。

　　1985年春季，攀登卓奥友峰的活动正式启动，成天亮任队长，仁青平措是突击队长，他带领的拉萨集训队员是主力队员。旺回带着新队员完成了海拔6900米的运输，返回到前进营地，他去找成天亮队长，以确认是否有登顶的机会，成队长说：你去可以上。于是旺加带着几名新队员直接上到海拔6900米，在那见到仁青平措。仁青平措让旺加作为协作明天送他们主力队员上到突击营地，然后让他下次再上来。旺加记得当时自己就没有答应，他说：“无论如何我要上去。”为此他们争执了好一会。

　　第二天，成天亮和仁青平措用报话机联系时，同意让旺加上去。当天，旺加和其他队员上到海拔7200米的突击营地。次日早上，从海拔7200米到海拔8000米旺加一直是负责修路。修路时忘了带防水手套，队友多布杰向他要糌粑时，这才发现自己的手已经麻了，开始不停地搓手。旺加说，“攀登的时候感觉自己一是经验不足问题；另外是心理压力大，因为和仁青平措争执过，所以总想着往前追，速度特别快，感觉体力消耗特别大。直到上到海拔8201米的顶峰，我才长出了一口气。我们那时候是无氧攀登。

　　那时真的是缺乏经验，在顶峰拍合影，人都不集中，虽然只有我们九个登顶队员，都没拍全。我们把登顶的消息通过报话机告诉了大本营，之后就一直没再和大本营通话。眼看着天快黑了，大本营的呼号还没有得到我们的任何回应。成天亮队长急了，在前进营用汽油浇在衣物上点燃，送信号。看见信号，我们才意识到联系大本营，结果此时报话机已被冻了。……现在回忆起来，那时真不知道累。”那次任务中，旺加立大功一次，被授予国家级运动健将。

　　同时秋季，旺加和他的队友们到日本学习登山理论和登山技术，并获得登山教练的资质。

　　天赐良机，珠峰圆梦

　　1990年中、美、苏三国联合攀登珠峰，他终于争取到了以主力队员的身份攀登珠峰的机会。在从拉萨出发时他对领导说，“我自己带装备，如果有可能，给我一个机会。”

　　因为天气原因，队员们通往大风口的路一直没有打通。此时队员加措和桂桑又感觉身体不适，不得不下撤。指挥部决定让旺加上到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做前方指挥，一方面根据天气情况调整攀登计划，另一方面也可以给队员们鼓鼓士气。等大风口的路修通后，让旺加再回到大本营，负责大本营的管理工作（当时登山队缺管理员，达瓦书记和罗则队长让旺加担当这项工作）。

　　旺加把这次攀登看作天赐良机，良好的体身状态更是给他带来强大的自信心。他几乎是用恳求的语气对总指挥说：“我现在状况很好，装备我也自备好了，虽然保暧装备没有攀登队员那么好，但我想并不会影响登顶。请领导给我一次机会，如果我这次能登上珠峰，回去还当我的教练；如果登不上去，我就去当管理员。”领导同意了他的请求。

　　到了海拔8300米的那天下午，天气相当好，白云浮在珠峰黄色岩石带的下方，上方是灿烂的阳光。旺加第一次觉得从这个高度看珠峰是那么赏心悦目。

　　第二天美国队的一名队员凌晨4点就早早出发了。旺加和队友加措的头灯不行，没有和他一起出发。估算着美国队员已经上到一定高度后，他们才起来，烧点水，看看表才6点多，又躺下睡了会儿。

　　7点多钟，他们才往上走，那时苏联队也已经先出发了。上到第一台阶时，事先拉好的绳子已经被风吹掉，旺加固定了绳子后继续向上走，到了海拔8600米，顶峰上刚好出太阳，他正要把从海拔8300米带的食物放进海拔8600米的突击营帐篷里时，发现美国队员躺在里面。

　　旺加回忆说：我让加措他们先走，让他们到海拔8670米的横切路段等我，我把东西整理好就上来。他们却说不敢走，让我走前面。我在前面走，要他们紧随其后。在从横切路段上到第二台阶后，加措没有跟上来。我返回去接他，他说脚不行，上不了了。我只好独自一人通过了第二台阶，最终成功登顶。当时大本营的报话机与我联系，问我还有谁登顶了，我说我就是第一个，没有别人。后来才知道当时南侧有人上来，我到顶峰后大约过了10分钟左右，从南侧上来了5个人。那天，我们这边登顶了6人，南侧有登顶了5人，恰巧在顶峰会师。在我的攀登经历中，我至今认为这一次是最难忘的。

　　“登山成就了我的人生”

　　1993年，旺加被选入西藏14座8000米探险队并担任副队长。他和队员们一起先后登上了安那普尔纳I峰、道拉吉里峰、希夏邦马峰、卓奥友峰、迦舒布鲁姆II峰、马纳斯鲁峰。1997年以后，他加入了为14座8000米探险队壮行和接风的队伍，旺加说，次仁多吉、边巴扎西、仁那、洛则等这一代是西藏登山队的第三批中坚力量。想到刚刚遇难的仁那，旺加免不了一声叹惜，他说，“是这批人创造了辉煌。”

　　快速梳理了一遍自己在登山队的几十年历程，旺加说，我选择登山，进入西藏登山队无怨无悔。登山成就了我的人生。现在登山队面临改革，形势多少还是有些严峻，但无论怎样，我希望西藏登山队这面代表登山精神的光荣旗帜能受到保护。

　　丹增旺加：高级教练，国际级运动健将，西藏登山队副队长。

　　1957年5月生于西藏日喀则地区拉孜县扎西宗乡。1977年底调入解放军八一登山队，成为一名登山队员。
　　1978年春，参加登山集训并登达珠穆玛峰海拔7500米。
　　1983年春，登达希夏邦马峰海拔7500米，同年秋登达珠穆朗玛峰海拔7790米。同年冬登达珠峰8000米。
　　1984年春，登达珠峰海拔7790米。
　　1984年秋希夏邦马登达7900米，同年冬到日喀则选拔队员和集训，1985年5月1日西藏登山队单独组队攀登海拔8000米高峰，和八名队友一起登上海拔8201米的卓奥友峰。被授予运动健将称号和立大功一次。同年7月至8月在日本学习登山理论与登山技术，并获得登山教练员的称号。
　　1986年5月，登顶海拔7543米的章子峰。
　　1987年10月，首登海拔7367米的拉布及康峰。
　　1988年，中日尼三国横跨珠穆朗玛峰，时从尼泊尔一侧登达海拔8000米的南坳。
　　1989年登上苏联境内的欧洲最高峰——海拔5642米的厄尔布鲁士峰。
　　1990年5月10日中美苏联合攀登珠穆朗玛峰，成功登上顶峰，获国家体委授予体育运动荣誉奖章一枚，并被授予“国际级运动健将”称号。
　　1991年8月6日—9月28日参加尼泊尔举行的“国际登山教练员研讨”，并获得尼泊尔登山研讨会最高荣誉奖章。
　　1992年在中日联合攀登南迦巴瓦峰活动中协作登达六号营地，给中日两国队员登顶打下良好基础，立一等功一次。
　　1993年参加“中国西藏攀登世界14座8000米高峰探险队”，登上8172米的道拉吉利峰。
　　1994年春。登上8012米的希夏邦玛峰，同年秋再次登上8201米的卓奥友峰，获得国家荣誉奖章一枚1995年登上8035米迦舒布鲁姆Ⅱ峰。
　　1996年登上8156米的马纳斯鲁峰。
　　1997年登达南迦帕尔巴特峰二号营地，再获荣誉奖章一枚。
　　2000年春任中国大学生联合攀登珠峰活动总指挥。
　　2001年担任西藏“首届姜桑拉姆登山大会”组委会成员，负责技术组。
　　2002年任西藏“首届启孜峰探险之旅”活动副指挥长。同年秋任西藏第二届“唐拉昂曲登山大会”现场总指挥长。
　　2005年任启孜峰登山大会现场总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