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上第2台阶

　　快到中午12点的时候，我们到了第2台阶的下面。往上一看，这段峭壁有二、三十米高，坡度大概是80多度，我们发现峭壁上有一条很深的裂缝，裂缝里有很多碎石。看到裂缝后，心里就充满了希望，因为通过这条裂缝，就容易登上去了。如果说没有这条裂缝，我们是不可能爬上去的。

　　在裂缝最顶上有一块大石头，我们纷纷从石头上边翻过去。这块石头是活动的，越过它的时候晃晃悠悠的，1975年，那批队员登到这里的时候，干脆把这块石头给撬了下去。

　　上去以后，又发现一段几乎垂直的峭壁，大概6米多高。这段峭壁非常难爬，几乎没有可以攀爬的缝隙。刘连满从左边往上爬，刚爬几步就掉了下来，他站起来又继续上，没多久又掉了下来。我和他说，要不然试试从右边上，他没同意，继续从这边上，爬到了两米多，还是掉了下来，摔得自己都站不起来了。每个人都试着爬了几次，可没有一个不掉下来的。

　　英国人说，这里是飞鸟也无法越过的地方。

　　我在大裂缝旁边垫了两个包，踩在包上爬。可是光秃秃的岩壁，我的手根本就没有抓的地方，而且穿着高山鞋，哪儿都踩不住。手一滑，我掉了下来，摔得浑身都疼。曾当过消防队员的刘连满和我说：“我看，还是我托你上去吧！”他蹲在下边，让我踩他的肩膀上去。

　　我们都很清楚，这是最后的尝试，每个人的体力都接近了极限，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好办法。我穿着厚厚的高山鞋，也无法踩在光秃秃的岩石上。

　　我很清楚自己脱掉鞋之后会是什么后果，天气很冷，气温在零下三十度到四十度之间。第2台阶就是那么陡，穿毛袜子都踩不住。不过我觉得自己应该这样做，把高山靴和毛袜子脱下来以后，一股冷气从脚底通过神经冲击身体的每个部位。

　　我穿线袜子站在刘连满的肩膀上，花了很长时间，打进去第一个冰锥，贡布和王富洲在另一边将冰镐砸在岩石里，用手托着，我就一只脚踩在冰锥上，另一只脚迈过去站在冰镐上。又在岩石上打进了两个冰锥，这时已经爬到了3米多。风吹过来，仿佛自己被封闭在冰里，我真的很想睡一会儿，可是不行——把绳子穿在快挂上做好保护后，我小心翼翼地爬上了第2台阶，共用了一个多小时。

　　上去以后，眼前是一个平台，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在了地上，可算有一段好走的路了。王富洲在下边喊：“老屈，上边怎么样？”我喊道：“上边很好。”接着，我找到一块突出的岩石，就把绳子挂在了那里。然后先把鞋拽上来，接着是队友。

　　最后一个上来的是王富洲，他已经精疲力尽了，努力了好几次也没上来。我想激一下他，就喊道：“王富洲，你再不上来，我们可就走了。”我看他果然用尽力气往上爬，结果一个不小心，又滑了下去。经过好几次努力，最后他终于爬了上来。

　　当我们继续往前走的时候，问题又出现了，刘连满体力不支，走路都走不动了。他还要求继续走，可是看他那状态，根本就不走不了了，再硬撑下去会有生命危险。我们就地开了个会，决定把他留在这儿，余下的人继续冲顶。晚上7点多继续行军，一直到凌晨4点多才登顶。我和王富洲的表没有对准，他的表走到4点25分，我的表是4点20分。

    登山五英雄（王富洲、贡布、屈银华、潘多、桂桑）

　　下撤途中的惊险时刻

　　从顶峰上下撤，我走在最前面，这时候脑子已经迷迷糊糊了，整个身体仿佛是在做机械运动。

　　我们拍了几张照片，效果不好。相机的发条上不动，脑子也稀里糊涂，没有留下来值得珍藏的镜头。

　　天还没亮，看不清前面的路。我们在下撤途中发生了分歧，我坚持要往右边走，他们俩不同意。我脑子里已经糊涂了，也没管那么多，就是一个劲儿地往前走，他们两个看我这么固执，干脆把绳子拴在了石头上，我还在前面使劲儿走呢，都不知道自己是在原地踏步。

　　他俩是正确的，我们按照正确的方向下撤。突然看到了一个人冲我们招手，是刘连满。一股劲儿上来，整个人都精神起来了，我们终于团聚在一起。若是没有他，我们三人也不可能下去，走的时间太长了，一点劲儿都没有了。

　　刘连满栓背包的绳子扔在了上面，后来听潘多说，1975年他们登到这里的时候，还看到了这条绳子。连满把我们一个个放下去的。下来后没多久，王富洲就冲我喊：“屈银华，你懂不懂民族政策？”我一愣，他又继续喊道：“你干嘛要把庙里的东西打碎。”这我才明白过来，他出现幻觉了。

　　我都不清楚自己是怎么走回的8500米营地，我的脚早已经不听使唤了。有一段时间，脚腕往下的部位都变成黑色了，我使劲儿地搓脚，颜色才慢慢地褪去。身体也极度疲劳，恨不得倒下去美美地睡上一觉。

　　王富洲决定让贡布和刘连满先下去，我们两个后下，绳子被分成了两段。等他俩走了以后，我们俩也慢慢地下撤，当时，真可谓是“饥寒交迫”。

　　我们两个下到8300米的时候，天气很坏，能见度极低。他要从左面下，我要从右面下。争执半天，干脆都不走了，等吧！等了半个多小时，雾散了，章子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我说：“怎么样？”他说：“嗯！你说的对，咱们下去吧！”

　　下到7900米的时候，我脚下一滑，整个身体飞一样地往下滚，把后面的王富洲也拉倒了，怎么也停不住。他比我滑得还快，他往左滑，我往右滑，前面是一个悬崖……

　　就在生死的一刹那，悬崖上有一块大石头，绳子中间正好挂在上面，我们俩一人一边掉了下去。我的情况还好一些，我大声问王富洲：“你怎么样了？”半天，才听到他的声音：“我的脑袋摔破了，鞋也丢了。”我们歇了一会儿，才爬到上边来。

　　由于在山上吃了太多的雪，我的嗓子坏了。但是快到7600米营地的时候，我还是竭力地喊，希望有人来接应我们。渐渐地没有了力气，声音越来越弱——突然，从下边传来了两名队友的喊声，他们来接我们了。

　　他们俩烧了罐头水，我记得是27号晚上。我们四人下撤，两名新队员在中间，我和王富洲就一前一后。走到一个悬崖的地方，我们看到了北坳那里打许多信号弹，黑夜里划亮天空，照射出下撤的路线。

　　就在这段距离里，我的脚已经疼得不行了，感觉上再踩下去，就会碎了似的。到7007米营地的时候，他们给我俩喝了一些粥，过一会儿喝一点，不能一下子吃饱，怕身体受不了。

　　等到6400米营地的时候，我的脚再也走不动了。从那儿开始，好几名队员轮流把我给背下去了。我算了一下，从23号到27号，5天的时间没有吃东西。下到大本营的时候，已经是5月30号了。

　　尾声

　　屈老的冻伤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但切除一部分后对他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比如说，原单位的领导和同事都希望他回去上班，如果干不了活儿，也可以给大家讲一讲自己神奇的经历。但是屈老没有回去，他说：我回去干什么呢？我都已经不能干活了。走出西藏，他休息了近5年的时间。

　　采访结束后，我邀请他到杂志社做客，他也欣然答应。在他和蔼的语气中，也透露出坚毅的个性。

　　屈银华小资料：

　　出生日期：1935年3月3日
　　出生地：重庆市云阳县陈乡

　　曾攀登主要山峰：
　　1958年9月苏联列宁峰登顶
　　1959年2月念青唐古拉东北峰登顶
　　1959年7月慕士塔格峰登顶
　　1960年5月珠穆朗玛峰登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