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山西大同，家离云岗石窟大约20华里。记忆中的云岗石窟除了一些老旧的照片的提醒，是和一个故事连在一起的。

    那年我7岁，和弟弟妹妹在云岗石窟的最大的佛像前游玩，父母和叔叔阿姨们在不远的地方聊天。这地方，对于我们简直太熟悉了，熟悉得已经失去了再次仔细参观的兴趣。

    那年还是四人帮刚刚粉碎没几个年头，改革开放还没开始呢，却也有一些外国游人也在附近游览着。

    我们几个小朋友玩得开心，笑声吸引来了一个人，他弯下腰，对我们叽里咕噜地说着我们听不懂的话，并把相机对着我们比画着。母亲和阿姨过来了，那人撇下我们，和母亲说着什么，母亲也是一脸的茫然，只是看着他那张和我们没什么区别的脸。

    那人急了，想了半天，掏出纸和笔，以另一种方式和母亲交流。母亲看着他写的东西，支离破碎的偏旁部首是什么意思她不懂，可少数完整的汉字已经能让她了解到那人的意思。原来他是觉得我们几个小孩天真可爱，要给我们拍几张照片。

    于是我们几个小朋友就站在了一起，他又拉来了一个我们不认识的小姑娘和我们一起。照片拍好，他要妈妈留下地址，说会把照片寄给我们的。母亲留下了地址。

    过了很多个日子，大家都淡忘了这件事。有一天，一封发自日本的信到了父亲的手里。可信在到父亲的手上之前，就已经被拆开了。父亲还因此受到组织的调查，问父亲和这日本人有什么关系和往来。

    本来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就这样被弄得非常不愉快，甚至引起了父母的争执。父亲认为母亲不应该留地址给这日本人的，母亲说她怎么知道会惹出这么多的麻烦。尽管信中那个叫河西清光的日本人说希望能和我们保持联系，父母都没了回信给他的兴致和勇气。

    这是我第一次和外国人打交道。十几年后，由于专业的关系，我就经常和老外打交道。虽说再没了父母当年的烦恼，可我依旧不自觉地谨慎小心。

    前几年，有机会重回我的出生地——大同，我当然又去了云岗石窟。那里的大佛没什么太的的变化，只是风化了一些。游人多了很多，一批批的中外游客来往着。有几个小孩子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们正被一个外国人拍照，他们的父亲，一个说着不大流利却也正确的男子正和老外交流，我看见他留下了地址。希望他的孩子的记忆中的云岗石窟没有我那样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