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人文地理特别容易孕生出少年气盛的自命不凡。年轻的心总是与这个城市火热的气氛 合拍一些。长江嘉陵江边一站，不由地就吟哦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之类的 华章乐句，不由地便有了“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豪迈冲动。

    记得我在重庆读小学时，老师带了一帮学生去鹅岭公园看菊展，齐声朗诵的是唐末农民起义 领袖黄巢的诗句：“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明明是吟诗赏花的雅事，也弄得 金戈铁马、杀气腾腾的“满城尽带黄金甲”!还让稀嫩的嗓子故意羼些痰音，显得笃厚一些 。夜登枇杷山，看万家灯火，两江汇流尽踏足下，于是又忙着把阑干拍遍，感慨“无人会， 登临意”，其实岂止是无人会，胸中一片乱七八糟的生命原始冲动，自己也未会。

    重庆夏季别名“火炉”，冬季雅号“雾都”，而山高路不平是四季皆然，
 
    确实不是居家过日 子的好地方。但越是生存境况不佳的地方，倒越容易生长出铺张的激情、不凡的志向，这大 概正可以印证一句老生常谈——逆境出英雄吧。

    城市到底出了多少英雄这很难说，但英雄的豪迈气概却溢满了这座水深火热的城市。这表现 在市民阶层，你可以看到街头巷尾的小小口角转眼便升级为大动干戈，双方比试着谁更能逞 强称霸。最初的事由完全不重要也完全被忘记了，重要的是此时此刻决不能输这口气，非要 拼个你死我活。重庆人常用一句话评价某人：那崽儿有点亡命。口气中绝无一丝贬意。亡命 之徒谁都觉得可怕，而重庆人表达的却可能是一种敬佩。

    这种英雄气概在文化人那里，大多表现为精神的无限扩张，向往不平凡，拒绝平常心。从小 他们戴着红领巾去歌乐山“中美合作所”、白公馆渣滓洞前扫墓，高声朗诵“我愿在烈火与 热血中得到永生”。他们真的认为自己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对“世界是你们的”这种慨 然允诺信而不疑。他们是鲁莽的理想主义者，注定要磕磕碰碰吃很多苦。直到年龄大了，英 雄也就有些老了。

    闲适的都市

    成都是一座以“闲适”闻名的都市。

    成都的“闲”，在以生活节奏紧张为时尚的现代社会很有些遭人物议。外地朋友来到成都， 主人立即呼朋引类，轮番款待。茶肆酒座，细品漫议，为主为宾，好不快活。结果客人临走 时留下评论：你们成都好悠闲，慢悠悠的生活节奏，只怕在此长住，人就要变得懒散了，做 不成什么大事。主人面面相觑——这话怎么说的?好茶好饭全喂白眼狼了。还有那心智糊涂 的本地人，“蜀奸”似的直点头：是呵是呵，我就是被这种生活给耽误了。言下之意，他只 要是东出夔门西越剑门，立马就成龙成凤如何了不得了。

    此言甚不合孤意。悠闲并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它甚至是生命最佳状态(之一)。我总想将奥地 利作家茨威格的一段话广为传播。那是他把塞纳河畔的维也纳和它的近邻德国作了一番比较 之后所说的一段话。大意是这样：没有那种对安逸舒适生活的享受意识和审美意识，就不是 真正的维也纳人。维也纳人并不“能干”，也没有紧张的生活秩序，只能愿意享受生活，并 为此搞出了卓越超群的音乐和艺术。问题在于：维也纳人的闲适和享乐使他们产生出了如瓦 格纳、勃拉姆斯、约翰·施特劳斯这样的艺术长河中的巨星，而成都的闲适产生的是什么呢 ?茶馆里的清客、街头上的混混儿、麻将桌上的高手、说东家长西家短的长舌妇。值得在某 种意义上称道的惟有因闲适而格外发达的各种小吃。

    看来，艺术和文明的前提确实需要闲适和富足，但闲适和富足并不铁定产生艺术和文明—— 如果市民骨子里缺少一种追求精神、追求美的深刻本能的话。

    于是，成都的闲适终竟是应该遭致非议的了。
 
    平民的乐园
    曾经听闻一位老成都眉飞色舞地描述当年坐落在市中心的皇城古都风貌，雕梁画栋，城门森 严，十分威风气派，哪是现在的粗陋而毫无特色的展览馆能望其项背的。他痛斥在“文化大 革命”中拆毁皇城兴修万岁展览馆的刘吉挺、张西挺是千古罪人，这夫妻二人在“文革”期 间给四川造成许多灾难。老成都的那份痛心疾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