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什么要登山呢？

    这是个古老得都有些愚蠢的问题了。而对不可言说者，最好的办法或许还是不予理会。
    
    每一次山难都有其特异之处，骆驼峰山难，则是我所知道的山难信息传播最为混乱的一次。 

    如果通讯工具不是如此发达，就不会有这些“混乱”。

    元旦20时09分，成都顶点俱乐部的老朋友李亮打来电话，说骆驼峰出事了，发现一具女尸。从前方的信息中推测，遇难者很可能是搜狐户外频道的编辑。

    紧接着，张朝阳打来电话，问我是否知道骆驼峰山难，我说已经知道，同时告诉他，搜狐员工鲜文敏请了婚假，确实与新婚的丈夫老K（王茁）去了四姑娘骆驼峰。

    张朝阳说，我们应该马上派人去前方。我说已经准备好行装，但今晚还要了解更多信息，山难已经发生，必须双管齐下，尽快找到与遇难者亲人的联系方式。

    随后，中国登山队队长王勇峰也打来电话问我做何打算。我告诉他准备进山，并向他请教了处理山难必须注意的事项。

    没想到新年第一夜会这样度过：守在电脑前，用电话和网上即时通讯工具四处联系山友，打探前方最新消息。

    从1988年中日尼三国登山家双跨珠峰算起，我接触登山运动已有17年历史。经验告诉我，山难信息最易矛盾百出，尤其是事件刚刚发生时。

    五花八门的信息通过各种渠道汇聚而来，经过两个多小时震荡，在当晚22时45分沉淀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消息：已经发现卢三哥与“不必”的遗体（至少两人遇难），老K失踪（至少一人下落不明，这意味着凶多吉少）。山难的原因也从最初传闻的“滑坠”变成了“雪崩”。

    但这个信息也是错的。

    这一夜，我的手机上不断出现陌生人发来的短信，他们都是攀岩或登山爱好者，有通报消息的，打探消息的，也有表示要进山参加救援的。我为他们感动，有这样一群人彻夜疯狂联络，不怕找不到遇难者家属的联系方式。

    这确实是个非常特殊的“部落”，虽然这个部落里也有人渣，但“山友”这个名称包含的友谊和互助意味，在很多时候确实可与“战友”相提并论，“山友”把这个群体中人的诸如职业的种种差别冲淡了。

    面对山难，我不会用“怜悯”二字。1991年，我在《梅里生死录》中就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怜悯会抵消死者的价值。
    
    2005年1月2日上午10时整，鲜文敏的亲弟弟鲜文亮已经坐在北京中粮广内安静的音乐咖啡厅。面对突如其来的噩耗，从天津赶来的他沉默许久终于说了句：“为爱而死，总比死在床上强。”过了很久，他又说：“如果可能，我真想替姐姐去死。”

    一小时后，老K的亲妹妹王萌和她的丈夫大海也到了。见到鲜文亮，王萌冲上去抱住他放声痛哭。同样的痛苦，男女表达有异。

    我向来不知如何安慰人，在这一场合我也没打算这样做。我多次面对这样的场面，在我看来，用平静的方式去帮助那些处于悲痛中的人最合适。14年前，好友孙维琪在梅里遇难的消息传来时，我曾非常难过，但我很清楚他不是怜悯的对象，他干这一行是自愿的，而且真的爱这一行，而怜悯的感情意味着对自由选择的诋毁，也就诋毁了死者的价值。

    80年代以前，在中国从事登山运动的几乎都是“组织安排”的，不论你是否喜欢。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尤其是民间登山，没有谁能被强迫去登山。过去中国的登山者都是“先结婚”，后来真爱上这一行只有很少的人；现在年轻的登山者，几乎大都是因为喜欢或自以为喜欢才来的。他们都知道登山的风险，而正是这种爱，使得风险变得有魅力。

    这些年来很多人问过我，登山到底有什么意义？我曾说登山没有什么意义，它只对喜欢登山的人有意义。因此登山运动就是一项必须“听从内心呼唤”的运动，你不要轻信任何美妙动人的说辞。我并不是说这些美妙动人的说辞都是假的，而是说它只是言说者的个人体验。每个登山者都只能用自身的身心感受告诉自己：喜欢还是不喜欢？如果在每一次具体的行动中都遵循了这个原则，就算遭遇了不幸也没什么可抱憾的了。